当“大衣哥”的流量散去

　　一个村子的广场上没有人不算新闻，但“大衣哥”朱之文的故乡山东省菏泽市单县朱楼村的广场上没有人，在当地算不小的新闻。

　　14年前，这位穿着大衣上台的农民歌手参加歌唱比赛意外走红，从山东台唱到中央台，唱上春晚，一夜间成了“明星”，号称“大衣哥”。

　　从那个时候起，他门前的这片空地就没消停过：从荒草丛生变成大广场，搭过大舞台，做过停车场。后来被短视频吸引来的人更多了，广场成了小集市，还起了一栋二层小楼，墙上写着“朱楼网红孵化基地”，旁边还开了“之文度假村”。

　　如今，蹲在朱之文家门口的人越来越少，拿手机拍他的人也没几个了。广场空了。“朱楼网红孵化基地”大门紧锁。广告牌上，之文采摘园、之文饭馆上的联络电话已经是空号。“有外地的老板来投资，赚不了钱，半年就走了。”村民说，流量选择了别处。

　　朱楼村静下来了。

　　朱楼村静了

　　流量的消逝，朱楼村的村民都感受得到：以前拍一天比种地强，现在拍三四天，“只能挣一个馒头钱”。

　　“大衣哥”朱之文的邻居朱三阔，是拍摄朱之文生活片段最多的人，曾经登上过当地十大网红的榜单。最热闹的时候，拍客们抓不到“大衣哥”，就拍朱三阔。

　　现在，朱楼村里，没几个人承认自己拍过“大衣哥”，有的还拿出不能拍照的老年手机证明自己没有拍摄工具。有人说，当时“除了老人孩子，几乎全村出动”拍“大衣哥”的视频。

　　村支书朱宇成也感受到了。从前明星效应为这个偏僻的村庄带来了钱和企业。一个食品厂，一个体育用品公司来到了朱楼村。

　　朱之文的大门、围墙、他家门口的电线杆，都是天然的“广告牌”。有企业把农产品和广告语印在上面，推销自家厂子的种子。

　　前几年，南方的老板来投资建设“之文采摘园”。朱宇成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朱楼村计划建造“之文度假村”。村委会还曾经在村口立上写着“朱之文故居”的牌子，当作旅游景点。

　　如今，牌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倒了，采摘园棚里面种的早就换成了小白菜。

　　村口，女人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流量，而是地租、玉米价格和秋收时的“烂秋雨”。

　　朱宇成从1996年开始做村干部，他看着这个村子发展成这样，现在他快退休了。村里前几年引进了一些企业，村集体的收入还不错。村民除了大麦和玉米，也开始种芦笋等收益更高的经济作物。一些青壮年村民回村了，有人爬上房顶，接村里修房子的活儿；有人想办法做点小买卖。没人再把算盘打到朱之文身上，大家的日子都过得下去。

　　流量走了，朱之文自己最清楚。如今，蹲守在朱楼村拍他的外地人只剩一个。朱之文可以从自家的大门走到路口，不必再“飞檐走壁”——爬上梯子，越过两米高的墙，从邻居家的大门出去；也不必骑着小三轮，在村里绕大半天，只为甩掉跟在他身后的拍客。

　　他的演出也发生了变化。从前，他接的商演都来自房地产市场，如今，他经常参加网红的生日会。2025年夏天，他到菏泽市区，和网红郭有才合唱了一首《诺言》。郭有才几天内粉丝量从十几万飙升至千万，单场直播观看人次过亿，甚至带火了他直播的废弃火车站。

　　今年冬天，朱之文接了一场演出，台下只有十几个老年人听他唱歌。这是他成名14年以来，站上的最小的舞台，面对的最少的观众。

　　朱之文很清楚，流量的注意力不会一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现在抢流量的不只有人、城市甚至还有“猪”——重庆合川一个女孩发帖请网友到家里帮忙杀年猪，不小心火了。

　　家里最大的变化，是换了一个结实的大门

　　地里的庄稼按节气长，网络上的热闹一波接一波，快得很。朱之文开玩笑，14年来，家里最大的变化是换了扇结实的大门。

　　这扇铁门被无数镜头对准，被踹过、爬过。门头上钉上一排钢钉，挂上“私人住宅严禁闯入”的红色牌子，旁边安置了一个显眼的监控摄像头。

　　刚成名那会儿，朱之文还没搬到现在的这个二层小楼，他住在母亲留给他的土砖房里，木门用门闩顶着，一推就开。朱之文年少时，无数次地推开这扇木门，去摸鱼、摘桑葚，去河边，去田埂上，练声，“整天做着砖坯子也唱，盖着屋子也唱，在哪里都唱”，村民都听习惯了。

　　有人叫他“三大嘴”，排行老三，长了个“大嘴巴”，不干“正事儿”，就喜欢唱歌。

　　再后来，17岁的朱之文去北京干建筑，有活就干，没活就歇，有时一天只挣得到一个包子钱。歌唱比赛的奖金有10万元。“就算1万来块钱也值得我拼命去挣去”，朱之文说。比赛后，他火了。

　　挣了钱后，他盖新房、安装铁门，还为村里添置健身器材、装水泵、修路——这条路被命名为“之文路”，但不久路牌被砸毁。村民对他有怨言，觉得他挣那么多，贡献不该仅止于此。

　　那时，他打开大门，来自媒体的镜头一寸寸推进院门、大门，甚至儿女的卧室门，拍到两个当时未成年的孩子。

　　与此同时，摄像机拍到他埋怨妻子管不住孩子，拍到女儿边吃零食边看电视，拍到他教训儿子不好好学习。

　　他儿子躲，躲进屋里关上门，但镜头并未离开，直到他穿好袜子出门。摄像机继续跟随他走到学校。

　　镜头是躲不开的，这是朱家人渐渐明白的“道理”。以前朱之文嘴上还黏着饭渣，不愿意被对着脸拍，觉得难看。后来麻木了。

　　2017年前后，在朱之文出名的第六年，短视频的风吹到了朱楼村。

　　在朱楼村，朱之文就是流量密码。全村男女老少开始拍他。有媒体统计，2019年仅某平台，带“大衣哥”的账号就有97个，“朱之文”相关账号103个。村支书朱宇成的微信头像就是朱之文，“这样好招商”。

　　最多的时候一天来了两三万人，朱之文形容，门口那条长1公里，宽3米的街，“脚都快抬不起来了”。

　　住在朱之文家对面的老人朱西卷70多岁，为了拍朱之文挣钱，不识字的他买了智能手机，“多的时候一天10块8块，少的时候几毛钱”。

　　这里一户有5亩地的家庭，靠种玉米一年收入4000到5000元，而这笔钱，有人拍短视频两个月就赚到了，流量高的话，几天就赚到了。

　　朱西卷记得，那时村里的人都拍，七八岁的小孩也拍。积累了粉丝的账号，“一个号都卖几千元、几万元”。在利益的驱动下，有人半夜从朱之文新房的铁门翻进来拍摄，吓坏了他的妻子李玉华。

　　他说，他把自己的性格磨成了一块石头，“忽略情绪，无坚不摧”。自那以后，朱之文又换了一道门：钢结构，密码锁，门头安上钉子，院里装上监控。

　　门挡不住的

　　然而，有些东西是门也挡不住的。

　　显性的有飞入院子的无人机，更多是隐性的，藏在朱之文如今的生活中。

　　他几乎不看直播，不刷短视频，他抗拒那些视频跟帖上的负面评论——短视频拍到朱之文在地里干活儿，有人说他作秀，后来不去地里了，又被批“忘本”。他在田里背着手走，有人说他“飘了”“装腔作势”，他按照网友意见改了，还是被骂，“怎么都是错”。

　　他也强硬地不许家里人触碰短视频。2017年前后，妻子李玉华有了一个新名字“大衣嫂”，她开始跟着村里的人一起直播。朱之文不愿意让妻子直播，他担心李玉华没有文化，乱说话，“她不认字，别人在骂她，她还笑着跟人说谢谢”。

　　李玉华偷偷直播，朱之文第一次发现，警告了她，再发现时，朱之文摔了她的手机。

　　摔了两次手机后，李玉华再也不敢直播了。渐渐地，出门也少了。在这个村子里，她不再有朋友。

　　曾经朱之文上厕所也有人想跟进去拍。如今，这个家有了“公私之分”，客厅是完全敞开的，可以随便拍摄。卧室的门、卫生间的门是紧闭的，不允许人拍摄。家里来的陌生人多，李玉华搭不上话，就躲进客厅旁边的卧室。在家的丈夫在哪里，卧室里的李玉华得靠监控找。

　　李玉华不向往丈夫看过的外面丰富的世界，最希望他停下来——这些年，她眼看着朱之文岁数长了，身体大不如前。

　　两个孩子被镜头挤出了家门。如今，24岁的女儿和22岁的儿子都住在县城里，回家时要特别打个电话询问“还有没有人在拍”。

　　两个孩子初中就辍学在家了。儿子迷上了“大衣哥”粉丝送来的游戏机。有媒体报道，女儿16岁那年，一个自称是朱之文粉丝的人将她拐到了山东日照的一个传销组织。朱之文将女儿救回。自那之后，他决定，孩子们再也不能和那些陌生人接触。

　　过去这些年里，朱之文的儿女被谣言和负面评价包围。

　　朱之文想过很多办法保护儿女。儿子结婚，他给儿子盖了新房，黑色的铁门，更高，除了前院，还有后院，进后院的门也是铁的，院子里的摄像头360度无死角。

　　房子建起不久，新房对面就出现了一个民宿，专门给外地来的拍客用。

　　这个民宿是目前村里唯一还营业的。3年前，房主花了近万元，修整出4间房，供拍客住。有住3个月的，也有住10天8天的，一晚上30元，夏天更贵些。两年就收回了成本。其中最抢手的一间房，有一个小门，一打开正对着儿子的新房，可以让拍客即时捕捉到铁门打开的瞬间，拍到点素材，或者直接溜进去。

　　门挡不住拍客，也挡不住要出来的儿女。为了好看些，女儿去减肥训练营健身，被训练营的老板拉着拍视频，额头冒着细汗、一字一顿地向“关心自己”的网友报告自己瘦了多少斤。

　　儿子去驾校，学了许久都没学明白，朱之文一问才知道，驾校拉着他拍视频，做广告，甚至不教他开车。

　　儿子第一次结婚还不到20岁，结婚后，女方就开始直播带货，他也出现在镜头里。如今前妻的账号有30多万粉丝。

　　后来，儿子又结婚了。“不直播”，这是朱之文对如今这个儿媳妇的评价。

　　只要有地，就饿不死

　　谁也没想到，镜头也没放过第三代。

　　朱之文的孙子出生后，他们住的月子中心拿他们的视频打广告，关于这个新生命的谣言开始泛滥。

　　这个过程朱之文再熟悉不过。“从前我们什么都不懂，儿女已经被拍了。”

　　这一次，为了孙子，朱之文不打算忍了。

　　两年前，他认识了常年关注网暴的律师杨安明。初次见面，朱之文给杨安明看了手机里保存的一些视频——那是长达数年、成百上千条针对他和家人的侮辱、诽谤内容。朱之文不知道自己长期忍受的这一切，法律到底能不能管。

　　根据中国法律，诽谤罪的立案标准之一是“情节严重”，而“情节严重”的量化标准就包括“视频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

　　他们后续的取证显示，在大量视频中，有29个单条视频的播放量超过了5000次，其中一个最高的超过了20万次。仅从点赞量推断，许多视频的传播量都远远超过了刑事立案的门槛。这些视频来自一位现实生活中与朱之文素不相识、毫无恩怨的陌生人。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朱巍认为，在追求传播效率的驱动下，猎奇、媚俗、恶俗内容最易吸引眼球，特定行为一旦被验证能有效获取流量，模仿者便蜂拥而至。“大衣哥”正是这种逻辑下的典型案例，一旦被当作流量的“工具人”，其生活隐私乃至人格尊严皆被吞噬。他认为这是一种新型网络黑产，拍摄者不直接从事技术犯罪，而是通过“蹭热度”制造舆论，激化网民情绪，间接获利。

　　杨安明向记者介绍，被告加入了七八个专门攻击“大衣哥”的“黑粉群”。这些群内部甚至组织过“捐款”，声称要用于“投诉”“大衣哥”，但钱最终被卷走。有些“黑粉头子”可以靠直播打赏赚钱。

　　2025年11月1日下午，在江苏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朱之文被网暴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孙某某因犯侮辱罪、诽谤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当庭依法羁押，被告人没有上诉。

　　朱之文的代理律师北京中定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安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朱之文的案件，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名人诉普通人侮辱、诽谤两罪均成立的刑事案件。

　　官司打赢后，朱之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遍又一遍强调，要和网暴者对抗到底。如今，面对举报造谣的视频，妻子李玉华会熟练地敲击两下屏幕——截图，保存证据。这是律师教她做的。

　　夫妻俩开始主动解决一扇铁门挡不住的事。朱之文让儿女住到县城，他很自信，“没人能找到他们”，但互联网上儿子住的小区并不是秘密。

　　朱之文也想给女儿找个好婆家，第一次相亲，对方就向朱之文要钱，女儿不再和他来往。后来又相亲，这次，朱之文对这个女婿很满意，做主把婚期定下了。

　　如今，他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如果再来一次，即使知道自己出名可能会让儿女家庭教育缺失、辍学，让他们经历被摄像头记录的青春期，遭遇网暴，他仍然想出名。

　　出名带来的好处太多了，朱之文小学二年级因为家贫就辍学了，他把“我没出息”当口头禅挂在嘴边，小时候买不起年画、小人书，现在在他给儿子盖的新房二楼，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收藏室，里面放着他这些年收来的老物件，有收音机、古筝，最多的还是年画。

　　他说，“幸亏我出名了”。

　　2025年10月，他接了6场演出，平均一场商演的价格是10万元。出去演出的时候，他有意无意地和人确认，“农民歌手里，我还算活儿多的？”

　　他不忧心等他挣不到钱了，不工作的孩子们怎么办，他说，“只要有地，就饿不死。”

　　成名后，他依然保持着农民的作息，天蒙蒙亮就醒了。很多人问他，为啥不搬到城里去，他说，村里有地，住着舒服。

　　朱之文最喜欢吃稀饭、凉拌菜，儿子买的烤鸭端上桌几次，他一筷子没夹。吃的菜都是自己院子里种的。他给儿子盖的那间新房的后院，被开辟成菜地，种小白菜、豆角，也种牡丹花。

　　土地，是他留给儿女的底牌。如今，他的几亩地里还按时种下玉米和大麦，粮食藏在他的粮仓里。今年冬天，他用自己家种的棉花做了几床新被子，考虑到女儿要出嫁了，做被子时，朱之文特意叮嘱老板娘，选女孩子喜欢的花色。

　　寻找平衡

　　年近花甲，朱之文说，最重要的是培养小孙子成才。如果孩子喜欢唱歌跳舞，他要请最好的师傅给他铺路。

　　朱之文很清楚，“流量大，就是财气高”。“出去演出，给你钱挣，捧着你，给你饭吃，怎么会不愿意呢？”

　　虽然流量冷下来，但还有被朱之文称为“朋友们”的人来拍摄。

　　晴姑娘住在单县城里，每天早上，她和另一个女孩都要驱车30多公里赶来朱之文家“上班”拍摄，“说白了，我们就是在蹭朱老师的流量”。

　　朱之文不介意这些年轻人来“蹭”，“人家没有造谣，没有抹黑，都要生活”。

　　这被朱之文定义为善意的。有时候，商演邀约会通过这些短视频博主的账号找来，朱之文也并不介意他们从中抽成。他录制了很多祝福视频，“都是帮朋友”，自己没拿过钱，但管不了“朋友”是不是拿钱。

　　这些“朋友”开车载他去演出，帮他拿行李，做造型，有时下地里帮他干活。

　　他们帮朱之文守着铁门，看着随时可能溜进去的陌生人，帮朱之文适度拒绝别人拍摄，以保持“大衣哥”随和的形象。

　　但这些“朋友”也像透明的窗户，直播着朱之文一家的生活。朱之文说，“不能什么好事儿都落到你头上，总要算是利大还是弊大。”

　　事实上，随着朱之文关注度的下降，朋友们的“流量生意”也不好做。《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23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乡村网红经历一年左右的爆发期后，他们的视频生产能力和粉丝黏度便出现明显下降。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很早就开始关注乡村短视频与直播。2021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就曾提到，乡村网红获得流量是平台赋能的，“他们是站在这个时代风口上，先飞起来了，但这个风是不是一直在吹，乡村网红能不能一直飞，这并不一定。”

　　沈阳表示，当一个人变成顶流的时候，当地商业机构或相关部门，可以利用这张“名片”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但是，乡村振兴不能过度依赖某些“顶流”，还“需要农民运用新媒体的整体水平上一个台阶”。

　　和过去的村民从“网名”就开始蹭“大衣哥”不同，如今在拍朱之文的人，用的都是自己的头像和名字，他们希望有一天能打造自己的个人IP，脱离朱之文也能获取关注。

　　这些年来，朱之文身边的人来来往往，来拍他的人仍旧热衷于塑造他农民的形象。2025年11月26日，朱之文应邀去拍摄在田地里骑三轮车的画面，“朋友们”提醒他戴上头盔，以免被网友“挑毛病”。

　　“太假了”，朱之文说，“哪个农民骑车去地里还戴头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