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发展路径 解成长难题

　　围绕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编制、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青年公共意识建构、青年婚恋认知引导，5位专家的发言兼顾理论思考与实操导向，既回应了青年成长中的真实困惑，也给出了具体的思考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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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位共栖：理解当代青年价值观

　　廉思

　　在数字化与全球化交织的今天，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和层次感。与青年沟通的有效方式，也应从“单一叙事”走向“丰富表达”，从单线条、单答案的说服教育转向立体化、可共情、可共鸣的对话。

　　当代青年对国家发展道路和历史成就总体上具有较高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种“宏观自信”构成了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底色，但青年在学业、就业、住房、婚育、职业发展与社会流动等方面面临的真实压力，使得他们在“国家大势向好”与“个体处境不易”之间，形成一种细密而真实的心理落差。理解青年价值观，关键就在于正视国家发展进程与青年生命体验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通过价值引导，把这种落差转化为青年投身强国建设、参与社会创造的内生动力。

　　2025年10月至11月，课题组联合腾讯调查实施了面向我国18岁-35岁青年网民的综合性社会调查项目，发现当代青年的价值观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分裂或混乱，而是呈现一种更为深刻的“对位共栖”状态。“对位共栖”是借用复调音乐的概念，指两个或多个独立旋律在纵向上结合为统一的和声结构——彼此独立，却能协同共振。映射到青年身上，就是看似矛盾的价值取向并不必然互相排斥，而是在互动中形成一种动态平衡、共生共存的内在系统。例如，青年一方面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与选择自由，另一方面也因为看见更多可能性与差距而滋生出相对的剥夺感与焦虑感；他们习惯于计算成本收益、规划风险回报，但在情感表达上又格外敏感，更容易被情绪驱动、被共情唤起。这些“并置”并不意味着价值观的摇摆，而更像是一种在复杂现实面前逐渐成熟的认知策略。

　　要想真正打动青年，关键不在于“说得多”，而在于“说得真”；不在于用宏大口号压过个体体验，而在于用真实、立体的语言与青年建立情感连接和意义连接。面对“对位共栖”的青年，沟通方式必须从“单一叙事”升级为“丰富表达”，承认复杂性、容纳矛盾感、提供可行路径，让青年在被理解中获得力量，在被尊重中形成自我驱动。

　　第一，拒绝情绪忽视，承认复杂性的存在。要学会说出更有分量的话，“你的困难是真实的，你的坚持也是真的”。承认生活的不易，承认情绪的复杂，本身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持。只有当青年感到“我被看见、我被理解”，沟通的大门才会真正打开。

　　第二，摒弃指令型表达，更多采用并列型表达。诸如“你必须奋斗”“你不许躺平”之类的指令式话语，往往携带道德压力，容易引发逆反和次生焦虑。并列型表达则给予青年选择空间，也为其提供向前的支点。例如：“你可以感到累，但你也值得继续前进”；“你可以休息，这不等于放弃”；“你可以迷茫，同时也可以探索。”这种表达把矛盾的两端并置，让青年在接纳自我的基础上，自主生长出改变的动力与行动的勇气。

　　第三，从“结果崇拜”转向“过程赋义”，把价值引导落到可持续的生活逻辑上。生活不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而是一段值得认真走完的旅程。强调过程，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帮助青年建立更稳定的内在评价体系，使其在波动与挫折中仍能保持韧性与方向感。

　　第四，沟通者要有“看懂青年”的能力，也要有“说到青年心里去”的本领。要做好青年工作，沟通者自身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与必要的文学素养，把宏大的国家叙事转化为青年听得懂、愿意听的个体语言，把青年的困惑与迷茫转化为成长的契机与行动的路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有效的价值引导。

　　（作者系中央团校常务副校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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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如何回应时代

　　尹俊

　　青年工作是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战略性工作。中共中央、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是我国青年发展领域的第一部专项规划，指引着“十三五”“十四五”时期我国青年发展事业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

　　“十五五”开局之际，也要加快编制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为青年事业发展开启新篇章作出战略指引。

　　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新时代中国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要着眼于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明确青年在重大战略任务中的角色与使命，着力培养青年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创新能力，引导青年将个人成长融入民族复兴伟业，成为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首部青年发展规划的实施，为青年事业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向未来，必须系统梳理在青年思想道德引领、教育、健康、就业创业、权益维护等各领域取得的成效，将经过实践检验的好做法制度化、长效化。当前，青年在就业质量、住房保障、婚恋生育、社会融入、心理健康等方面仍面临不少现实压力，城乡、区域、群体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必须精准回应这些时代课题，致力于破解制约青年全面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为青年实践创新搭建更广阔的舞台，为青年塑造人生提供更丰富的机会，为青年建功立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青年发展规划关乎青年切身利益，必须倾听青年心声、汲取青年智慧。要坚持“顶层设计与问计于青年”相结合，在规划起草阶段，搭建多元化、便捷化的建言献策平台，通过专题调研、座谈咨询、网络征集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不同地区、行业、领域青年的真实心声，特别是要关注高校学生、青年科技工作者、产业工人、创业者以及新媒体从业者等青年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使规划充分汲取青年智慧、凝聚青年共识。在规划论证与完善阶段，应完善青年代表有序参与民主协商的机制，使规划内容更能体现青年视角、符合青年期待。在规划实施与监测评估阶段，也要健全青年参与和社会监督的渠道，确保规划目标落到实处、青年权益得到保障。

　　（作者系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经济教研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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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发展型城市要与青年心意相通

　　徐宗阳

　　自2022年4月《关于开展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试点的意见》印发以来，试点城市积极践行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着力优化青年发展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满足了青年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需求。青年驿站、优居计划、购房优惠券等租购房政策保障了青年的基本居住需求。乳儿班、四点半课堂、家门口青少年宫等普惠托幼托管服务缓解了青年育幼的后顾之忧。此外，就业、教育、健康、安全环境等相关政策有效补齐了城市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短板，增强了青年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好的政策环境和公共服务，确实能够吸引青年流入城市，但决定青年在城市扎根的关键不仅是外在条件。如果片面地注重青年优先发展的政策，则只能解决他们“愿意来”的问题，未必能让他们“留得下”。

　　要真正留住青年，特别是留住青年的心，最根本的是要以青年为本进行城市建设。这不仅意味着要关心关注青年，遵循青年优先发展的理念来设计政策，而且要求城市建设要尊重青年的主体性和参与感，促进青年的全面发展，让青年喜欢并认同城市。只有让青年真正从内心喜欢一个城市，对这座城市有归属感，他们才有参与城市建设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每个人都有喜欢一座城市的经历，有的时候是一见倾心，有的时候则是相处越长越喜欢。城市气质和社会纽带发挥关键作用。一方面，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注重文化建设，传承和弘扬本地特色文化，让青年在与城市的互动中感受城市的气质与魅力，并在青年心中建立深刻的情感连接和稳定认同。另一方面，青年从来到一座城市到最终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朋友发挥了社会纽带的作用，青年发展型城市应注重营造交友氛围，让青年在城市中安放心灵。

　　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其前提是青年和城市心意相通。如此，青年发展和城市发展才不会背道而驰。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青年研究》副主编、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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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视阈下青年公共意识的建构

　　刘爱玲

　　公共意识是人对社会公共领域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可、客观遵守与行为自觉。从主体意识视角考察青年公共意识建构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价值。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共意识建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包容性、普适性、共识性强的公共意识，可为个体、集体及社会有序良性发展提供价值标准。需深入挖掘其对行为规范、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认同的要求，让其中蕴含的公共意识统领社会实践，提升民众公共文明素养。

　　加强公共意识建构，需强化其载体——公共文化建设。公共文化是共同体内部形成的文化自觉、认同与共识，承载共同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维系共同体发展。要强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公共价值，以先进文化引领风向，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核心公共精神，增强全民理想信念与文化自信，助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现其与当代公共文化的融合。

　　培育青年公共意识，需强化主体培育与社会引领。一方面，加强青年道德教育，培育理性主体，帮助个体在公共生活中实现个体价值和公共价值的互动、平衡。另一方面，发挥国家政治引领力与社会凝聚力，增强青年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社会认同，使共同价值诉求内化为意识、外化为行为，实现个体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统一。

　　公共意识的建构要突破理性主义的抽象思辨和价值追求，完善制度保障并付诸实践。一是加强公共利益立法，以科学义利观调控利益冲突，推动公共事业法治建设。二是规范公权力运行，营造良好的公共秩序。三是推进政策制定、实施与评价的规范化制度化，避免行政主体价值诉求替代公共意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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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场单身青年如何看待婚姻的意义

　　陈龙

　　婚姻的意义是什么？访谈中，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个好问题，但我从没真正想过”。即便有回答，也多在描述婚姻能带来的生活、金钱、情感、支持等，我们以为在谈“意义”，实则多数时候在谈“价值”。当婚姻带来的价值不再稀缺，或认为这些东西未必需通过婚姻获得，婚姻便显得“不那么必要”，这也解释了为何很多人说“我不是结不了婚，我是不想”——背后是对“婚姻价值”的重新估价，而非能力缺失。

　　职场中，我观察到三类典型单身人群。第一类“焦急型”，频繁相亲、游走于婚姻市场，多因父母催婚、同辈压力、年龄焦虑，而相亲前提往往是“条件不能差太多”，本质是市场匹配。第二类“不想型”，对婚姻持悲观预期，认为多数婚姻不幸福，自己结婚也可能陷入责任、争吵与消耗，觉得一个人过得更好。第三类“期待型”，不急着结婚，等待“合得来”的人，追求情趣相投、三观一致、能互补支持，对婚后生活有美好想象。

　　这三类对应两种婚姻基础：价值型婚姻对应“焦急型”与“不想型”，要么急于交换价值，要么干脆退出交换；爱情型婚姻接近“期待型”，强调灵魂契合与浪漫想象。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点明：只有当经济关系不再左右择偶时，真正“除了相互爱慕以外没有别的动机”的自由婚姻，才可能普遍实现。

　　我们如今正处于过渡阶段：价值型与爱情型婚姻并存拉扯，甚至在同一个人不同年龄阶段切换。二者各有关键问题：价值型婚姻中，人们误将婚姻价值当作意义，要么因“没价值”不结婚，要么因“有价值”着急等价交换；爱情型婚姻中，人们不懂爱情，却将其当作价值条件组合，期待完美配偶，以为条件匹配就能获得永恒幸福。

　　理解婚姻意义，关键在追问爱情的意义。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道：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爱情首先是“给”，而非“得”。

　　我的结论是：婚姻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交换到什么”，而在于它是否能成为一种共同创造、共同培育的社会关系实践。当年轻人说“不想结婚”，他们也是在追问：什么样的关系值得投入？什么样的生活才算不虚度？这正是社会学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社会政策与发展研究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