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儿童友好建设夯实“投资于人”

　　以儿童友好建设推进“投资于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整合与政策协同的深层次改革。这种制度性的跃迁，能确保儿童优先成为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的治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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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其大背景是，我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的关键期，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离不开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投资于人”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儿童群体是人力资本积累的源头活水，关注儿童发展不仅关乎家庭幸福，更是国家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以“投资于人”的逻辑重塑儿童友好建设

　　儿童是国家最宝贵的战略资源。一个社会如何对待儿童，反映了其发达程度与发展路径选择。儿童友好建设并非简单的福利补贴或局部改善，而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是给孩子增加几座滑梯的“政绩盆景”工程，而是要在政策制定中引入儿童影响评价、穿透结构性矛盾、夯实国家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支点。儿童友好覆盖生命早期的全过程，涉及孕产、托育、教育、医疗、住房、社区环境乃至数字空间等多重维度，其目标在于通过前置性、持续性投入，为个体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从儿童友好走向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的是发展逻辑的贯通与延展，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增值。儿童友好既是起点工程，也是全局工程，其意义不止于改善儿童境遇，更在于重塑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路径。

　　夯实“投资于人”理念的共识根基

　　3月下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就专题研讨了“人口变化与经济增长的机遇和挑战”，不少与会嘉宾呼吁以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破人口变局。放眼全球，将发展重心前移已渐成国际共识，比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普遍将高质量早期儿童教育与保育服务（ECEC）视为社会投资的核心，试图从根源上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这种社会投资模式的精髓在于：与其在成年阶段投入巨额资金去解决失业、犯罪或健康损耗等问题，不如在生命早期的黄金窗口期进行前置性干预。舒尔茨、赫克曼等著名经济学家的长期追踪研究早已证明，针对儿童早期的每一分投入，其回报率都远超后期任何阶段的补救。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近年来中央文件与政府工作报告多次强调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们要利用儿童友好建设这个切口，去系统整合那些长期散落在教育、卫生、住房等领域的政策碎片，通过在城市规划中引入“通学公交”“社区托育”等具体实践，构建一套新型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

　　必须从两个维度进一步夯实前述共识，其一是风险对冲的财政逻辑调适。传统的城市基建投资具有显著的短期拉动效应，但在人口结构转型的背景下，这种投资的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反之，投资儿童是国家层面的积极战略调整。当前，生育率波动且养育成本偏高，通过儿童友好建设，国家和社会力量主动介入并适当分担这部分成本，这不再是单纯的公共消费，而是优化人力资本存量、激活人口再生产活力的资本扩容。

　　其二是面向未来竞争力的数字能力建设。进入“十五五”时期，人工智能的全方位发展赋予儿童友好建设以新的内涵。投资于人，要更加注重投资于其数字生存的质量。要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发展的数字友好标准，防止算法沉迷于信息茧房在儿童早期造成的认知固化等弊端。将数字素养、网络安全与心理健康教育前置到儿童友好建设的框架内，这是确保中国未来人力资源能够驾驭新技术潮流的关键。

　　以儿童友好为抓手推进“投资于人”

　　面向“十五五”时期，将“投资于人”的宏大理念落实为可知可感可及的行动方案，其核心抓手在于儿童友好建设的系统化布局。在具体实施路径上，需要实现从单纯的“福利投放”向“制度整合”的跃迁，在降成本、强基础、优环境三个方面同时发力，真正撬动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必须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缓解家庭生养压力。当前生育意愿的低迷是经济、时间与机会成本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在经济维度，不能仅靠零星补贴，而应通过生育津贴、税收减免与教育补贴的“政策组合拳”，形成对家庭育儿支出的精准覆盖。时间成本的化解不仅涉及组织层面的生育假、育儿假与弹性工作机制的联动，还关系到家庭内部的代际分工，以及社会力量参与子女照料的市场化运作。更为关键的是对机会成本的法律与财政干预，通过消除职场中的生育歧视，强化对女性就业权益的保障，让职场妈妈的“生育焦虑”从源头得到制度性的消解。

　　其次，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需聚焦于“强基础”与“补短板”，构建覆盖全周期的普惠支撑。在儿童发展的早期阶段，服务的触角应进一步下沉，推动低龄婴童的托育服务深度嵌入社区，利用公私互助模式打造步行可达的“喘息空间”，为疲于奔命的家长提供托底保障。医疗卫生保障的职能也需进行结构性调整，社区儿童保健不应仅仅承担末端的看病功能，而应强化前端的筛查与预防职能，利用医联体实现分级诊疗，完善重大疾病救治的绿色通道，构建起一道守护生命起点的安全网。在教育资源配置上，优化布局的重点在于软硬件的平权，既要提升校内教学的含金量，也要拓展校外公益性的素质教育空间，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普惠。

　　最后，环境的不断优化标志着儿童友好理念从物理空间向制度空间的全面深化。这要求我们在城市更新中，强制性地植入“一米视角”的规划标准，重构街道、公园与社区的交互逻辑。必须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中，为儿童留出安全的微绿地与游戏空间。与此同时，社会治理的触角应当延伸至数字领域的深水区，通过互联网分级与清朗行动，在算法时代为未成年人构建一道有效的防火墙。

　　以儿童友好建设推进“投资于人”，本质上是一场制度整合与政策协同的深层次改革。这种制度性的跃迁，能确保儿童优先成为具有效力和约束力的治理原则。只有将“投资于人”落实到每一桩具体民生实事中，才能真正把儿童这一发展起点转化为国家战略支点，为“十五五”时期的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青年研究》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