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四通八达的阅读，创造四通八达的未来

　　2020年起，经过与校团委的长期谋划并达成共识，吴子桐为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本科新生开设“书与人，中国与世界——‘博雅双语名家名作’导读”通识教育课程，以陶行知、梁思成、费孝通等中国现代学术前哲的英汉双语版经典著作为媒，努力培育青年学子的“中国情怀”与“世界视野”。连续多年，学生抢着上课。

　　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教育的当下，青年为何阅读，如何阅读？大学通识课怎么引导年轻学子在阅读经典中找寻精神锚点？带着这些问题，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吴子桐。

　　记者：据了解，您在从教之前有过多年的出版经历。请您谈谈开设这门阅读主题通识课的缘起，以及如何选择领学书籍。

　　吴子桐：我对书、对阅读有着天然的热情。我曾主持策划外研社“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以英汉双语版本形式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考古学等领域的名家代表作。

　　在课堂上，我发现不少学生呈现出碎片化与功利化的阅读倾向，难以潜心研读经典。我虽然组织过一些通识教育主题讲座，但一直想通过系统课程深入探索阅读对于大学生成长的意义。恰逢北京外国语大学推动本科教学改革，鼓励教师开设富有特色的新生研讨课，这门课程的落地便水到渠成。

　　作为课程的核心教材，“博雅双语名家名作”系列丛书收录的多是中国现代学术前哲用外语写就的经典作品，并非简单的双语翻译。学者怀着浓厚的家国情怀著书立言，向世界说明中国。例如，《江村经济》是费孝通先生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梁思成先生的《为什么研究中国建筑》也是其英文文章的结集。学生在学习经典著述的同时，也能感知这些学界泰斗“以学术为志业”的情怀、“不苟且”的治学风范，回顾中国现代学术走向世界之路。

　　维特根斯坦有云：语言的边界，是世界的边界。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语言学习的工具理性之外，培养学生“中国情怀”与“世界视野”的价值理性更加凸显，需要我们厚植文化自觉和文明交流互鉴意识，更好地从中国和世界的经典中汲取养分。

　　记者：在人工智能时代，阅读对于青年成长有哪些特殊价值？

　　吴子桐：人工智能确实为知识获取提供了极大便利，但阅读所蕴含的深层价值并未因此消解。王汎森先生在《为什么要阅读经典》一书中引用山本玄峰禅师的一句话：“一切诸经，皆不过是敲门砖，是要敲开门，唤出其中的人来，此人即是你自己。”对于青年而言，阅读的真义在于唤醒主体的认知自觉与独立思考的能力。

　　在人工智能时代，我愈发深刻地体会到，应对各种挑战的根本前提在于坚持“以人为本”，阅读已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方式。此处的阅读是广义的，它不仅指涉文本的研读，更涵盖一种持续性的习得与思索状态。知识或许可由AI代为检索，但技术难以代替阅读带来的思辨训练。经由个体的主动思考、内化吸收与创造性输出，知识才能真正升华为自身学养。

　　如孔子所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阅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学而时习之”的实践方式，其载体与对象是立体而开放的。AI时代的阅读，不仅在于知识本身，更在于知识获取的方式和创新路径的习得。

　　阅读是形式，核心还是一个“通”字，既是“通识教育”的通，也是“四通八达”“互联互通”的通。陶行知先生在回国走向平民教育之初，曾勉励自己：“要用一个四通八达的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借用陶夫子的话，青年“要用四通八达的阅读，创造四通八达的未来”——藉由阅读更好地认识“魂脉”与“根脉”，更好地理解和践行文明交流互鉴，通往更加广阔的未来。

　　记者：当下不少大学生面对海量书籍时常感到迷茫，不知道该从何读起。您给学生荐书时会如何考虑？对于阅读能力的进阶，您有什么建议？

　　吴子桐：读书知人，读史阅世，这正是阅读的意义所在。很多学生问我该读什么，我的回答很简单：读经典，读那些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大先生”之作。经典是什么？就是常读常新的书，是你正在重读的书。

　　阅读的基础在于书，在于文本，阅读的要义也往往在于对经典文本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读出学问背后的人生追求和精神境界。譬如，读叶嘉莹先生的诗词研究，她由词体美学意蕴提炼出“弱德之美”——这不是柔弱，而是一种在承受压力时依然坚持理想、坚韧不拔、外圆内方、一以贯之的人格之美，是一种温柔而深沉的力量。叶先生一生历经离乱，却始终以诗词为舟，渡己渡人，这便是“弱德之美”最生动的注脚。

　　我始终认为，阅读能力的成长必然经历三个阶段：从“眼低手低”到“眼高手低”，最终走向“眼高手高”。

　　怎么突破“眼低手低”阶段？要通过阅读，做“大先生”们的私淑弟子，通过沉潜经典来神交古今中外贤哲，眼界便不会囿于一隅。“眼高手低”听起来像贬义，实则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隘口，并不可怕。眼界先抬上去了，手上的功夫暂时还追不上，这恰恰说明你在进步。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眼界一直低——分不清何为好坏，永远只能在原地打转。

　　今天的你和昨天的你有什么区别？今年的你和去年的你有什么区别？就看你读过了哪些书，际遇了哪些人，经历了什么事情。学生时期也许没有很多机会去际遇人、见证事，那就通过阅读实现“眼高手低”，再迈向“眼高手高”。

　　记者：您在课程中不仅引导学生阅读经典，还设计了实地走访、学者对话等环节。这些教学安排如何帮助学生实现“知行合一”？

　　吴子桐：我鼓励学生将读书、写作与实践融为一体。阅读经典是“知”的根基，而将阅读所得置于真实场景或对话情境中加以验证与体悟，则是“行”的深化。

　　课程中有一项特别安排。圆明园罹难纪念日（10月18日）前后，我会带领学生实地探访圆明园遗址。出发前，学生已预先研读汪荣祖先生的《追寻失落的圆明园》，其英文原著名为“A Paradise Lost”，借用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典故。汪荣祖先生从写作之初便以西方读者为预设对象，是一种自觉的跨文化叙事。

　　当我们站在欧阳中石先生题写的“不能忘记”石碑前，对照着《圆明园四十景图咏》按图索骥、踏访四十景遗址时，昔日万园之园的盛景与今日断壁残垣形成强烈反差。我引导学生辩证思考圆明园遗址的历史教育意义：在保护遗址现状、更好发挥文化遗产历史教育功能的同时，基于样式雷图档和最新考古研究的数字化圆明园为多年前关于复建的争议提出了全新的解决方案。当同学们置身遗址，沧桑的历史不再是抽象概念，而化为内生的求知动力和奋进的使命责任。

　　另一难忘时刻，是邀请美国学者、汉学家艾恺教授走进课堂，这堂课的核心阅读文本是他与梁漱溟先生的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学生与东西方学者跨时空、跨文化对话，真切感受“中国情怀”与“世界视野”如何交融。

　　艾恺教授与同学们分享个人感受。在与梁先生长期交往中，他逐渐领悟到中国文化包容多元的特质：梁漱溟既以儒家立身，又兼具佛道情怀与社会主义理想，这种多重价值取向在西方宗教视角下似乎难以兼容，却恰恰体现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统一。

　　当纸上的阅读和脚下的行走、眼前的对话结合在一起时，静默的经典一下子“活”了，变成了能照进现实、照进他们日常生活的精神光源。

　　记者：经过多年探索，这门阅读主题通识课给年轻学子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和改变？

　　吴子桐：最让我欣慰的，不是学生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他们真正把书当成了朋友，愿意找书倾诉，从心灵上沟通。这也意味着一门通识课真正在青年心里生了根。

　　学生来自不同专业，有着各自的阅读喜好。我会指导大一新生进行研究性学习，他们在阅读课上形成问题意识，学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课后针对自身专业领域开展学术研究。每一年我都喜欢浏览学生的阅读心得，感受他们发自内心地享受阅读带来的思辨乐趣。

　　阅读本质上是学习、是创新，一本好书会持久滋养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