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追求以最有效的手段达成既定目标，其核心是计算性、效率性与可预测性。人工智能作为工具理性的集大成者，将这一逻辑推向了极致。在这个以算法、数据和效率为关键词的时代，那些关乎意义、伦理、审美与历史理解的学问，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人文学科究竟是技术浪潮中即将被冲刷殆尽的“人文沙堡”，还是算法时代不可或缺的“意义锚点”？

　　然而，这种追问本身便陷入了工具理性的陷阱。以“可替代性”衡量人文学科，本质上是将人文学科降格为一套可被算法模拟的技能组合。人文学科的目标从来不是生产可量化的技能，而是培育不可量化的人。

　　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出现压缩人文学科经费等现象，表面上是对科技加速主义的客观回应，实则是工具理性对教育生态的渗透。人文学科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在于其培养的批判性思维、历史视野、伦理判断与审美感受力难以被数据化，更在于当“效率”被奉为圭臬、“产出”被视为终极目标时，那些追问“为何而做”、反思“何为良好”、守护“人之为人”的学问，愈发显得步履维艰。

　　工具理性的膨胀往往伴随着价值理性的萎缩。当算法这只“看不见的手”塑造我们的认知、判断与选择，当深度伪造技术让“真相”变得扑朔迷离，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引，而人文学科恰恰是价值理性最重要的思想资源。

　　人文学科为算法提供价值坐标的根本参照。算法作为一种高度发达的工具理性载体，其本质在于优化、预测与决策，但它自身并不具备对“优化目标”进行价值判断的能力。一个推荐算法可以被设定为最大化用户点击率，但它无法回答“什么样的内容值得被推荐”；一个招聘模型可以被训练为匹配职位要求，但它无法回答“公平与效率如何平衡”。解答这些问题，需要伦理学提供道德推理的框架，法学划定权利的边界，社会学揭示算法的社会后果，哲学追问技术的本质与人的尊严。人文学科的意义，恰恰体现在它为算法的运行提供了“方向”，确保技术始终服务于人的自由与尊严，而非将人异化为算法的数据原料。

　　人文学科同样可以为“算法信任”提供伦理基础。数字社会的运行高度依赖算法信任，我们相信搜索引擎的结果是相关的，社交平台的内容是真实的，AI的判断是公正的。然而，这种信任需要伦理、责任、透明、可问责等价值理性的支撑。法律规范算法应用的边界，伦理学追问AI决策的正当性，传播学揭示信息生态的失衡，正是这些人文学科的参与，为算法信任提供更深层的人文支撑。

　　AI时代人文学科守护的是人之为人的意义边界。文学教会我们理解他者的痛苦，历史赋予我们审视当下的纵深，哲学训练我们追问存在的意义，艺术滋养我们的感性经验，这些看似“无用”的能力，恰恰构成人之为人的最后疆域。在AI日益侵入人类认知领域的时代，守住这片疆域本身就是人文学科的核心使命。

　　强调人文学科的价值意义，并不意味着否定工具理性。相反，AI时代人文学科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坚守价值底线的前提下，实现自我更新。

　　AI时代呼唤“新文科”的崛起。这意味着人文教育必须在坚守人文精神内核的同时，借助算法实现自身的范式革新。传统的文学研究可以不再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细读，通过主题建模、风格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数以万计的文本进行宏观分析，揭示文学史上被传统研究方法遮蔽的模式与趋势。历史研究者可以利用命名实体识别、地理信息系统、文本挖掘等技术，重构历史人物的社会网络、追踪观念的跨时空传播。AI帮助人文学科突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提出更有深度的问题。

　　AI时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文学科的批判思维与价值锚定。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数字鸿沟、信息茧房、AI伦理……这些议题表面上是技术难题，本质上却是深刻的人文命题。比如，当企业设计负责任的AI系统时，需要伦理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的共同参与，才能将抽象的价值原则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规范。只有将价值理性注入技术发展的全过程，才能使数字社会真正服务于人的福祉。

　　人文学科的价值，不在于与AI竞争谁更“有用”，而在于提醒我们，技术的终极目的是让人更好地成为人。在算法试图定义一切的时代，人文学科的终极意义或许就在于他守护的那些无法被编码、被优化的提出问题、感受美、共情他者的能力，即在技术浪潮中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李昕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4月20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