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延续近一个世纪的两党政治框架，正出现松动。

　　据英国天空新闻网报道，当地时间5月18日，英国副首相拉米公开表态，首相、工党领袖斯塔默不会设定“辞职时间表”。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斯塔默深陷执政危机，党内已有数十名议员公开呼吁其引咎辞职。

　　5月7日举行的英国地方议会选举，本被视为斯塔默政府的“期中考”，最终结果却更像是一场对英国传统政党体系的集体否决。传统的两大党——工党和保守党在所有战线上全面溃败，而改革党、绿党以及代表地方民族主义的威尔士党、苏格兰民族党则成为最大赢家。英国《卫报》直言，这一结果标志着英国已正式迈入“五党政治”时代；多家媒体也将此次选举视为两党政治遭遇重挫的历史性标志。

　　自1920年工党取代自由党以来，英国的执政权大体围绕保守党与工党的轮替展开，唐宁街10号的主人几乎始终在这两大阵营间转换。然而，英国改革党在本次地方选举中首次真正跨过了“抗议票”的门槛。该党不仅在多个地方议会取得控制权，更强势攻入工党和保守党长期经营的传统票仓，一跃成为两大党之外最具冲击力的第三股力量。

　　改革党的前身是英国脱欧党，最初依靠“脱欧”动员进入公众视野，于2021年更为现名。“脱欧”完成后，改革党迅速将政治口号从“脱离欧盟”转向“英国内部治理”，将移民激增、税负上升、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瘫痪、住房紧张、治安恶化及地方财政压力等一系列社会痛点，统一归结为保守党与工党长期失能的结果。正因如此，改革党成功吸纳了高“脱欧”支持率的城镇、中北部传统工业区、非大学教育背景的选民、对公共服务不满的工薪阶层，以及大量在传统大党间摇摆的中间选民。这场地方选举，暴露出英国政党体系碎片化的不可逆趋势。

　　英国地方议员选举采用“简单多数制”原则，即每个选区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选，不强制要求最低选票占比。这种“赢者通吃”的规则意味着，一个政党即使全国得票率并非最高，只要能在特定地区的多个选区中领先，就能将这些胜利转化为实打实的地方议席，甚至夺取地方议会的控制权。

　　这套制度在过去长期充当了工党和保守党的“护城河”。基于“战略性投票”的心理，如果选民不喜欢某一大党，通常会将票投给最有机会击败它的另一个大党，而不是浪费在一个“仅能表达态度，却很难赢下席位”的小党身上。这使得英国政治长期维持着“保守党下台、工党上台”或“工党失势、保守党回归”的稳定轮替结构。

　　问题的症结在于，选民对两大党的“替代信任”正在崩塌。过去，不满保守党的选民可以转向工党，反之亦然。但现在，许多人不再相信这种简单的轮替能真正解决国家面临的深层困境。保守党长期执政留下的生活成本危机、税负、住房和医疗等顽疾仍在延续，而工党上台后，也未能让选民在短时间内看到实质性的改变。于是，大量选民开始将选票投向两大党之外的力量。在“简单多数制”的放大效应下，只要改革党在一些选区超过工党和保守党几个百分点，即便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民意支持，也能赢下大量席位。

　　从制度上讲，地方议会选举并不能直接决定首相的去留，局部民意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全国大选的最终结果。但它无疑是一次全国政治情绪的集中测试，折射出了英国政坛阶段性的裂变。

　　地方选举的结果表面上是政党支持率的重新洗牌，其深层机理则是经济停滞、基层治理失灵与民意表达方式异变共同作用的结果。长期以来，英国两大党各自依托固有的利益团体维系选民基本盘：传统上，工党通过工会体系，将劳工阶层及依赖公共服务的群体纳入政治联盟；保守党则依靠城市中产、小企业主及低税诉求者维持阵营稳固。然而，英国长期的经济低增长趋势不仅削弱了传统的经济承诺，区域衰败更冲击了旧有的阶层认同。与此同时，移民问题、环保议题与文化身份认同等新变量，也在重新划分选民的边界。

　　地方议会选举的结果，实质上反映了经济基础、治理效能与政治代表性三个层面的结构性调整。要理解这一深刻变化，必须超越短期的选举得失，从政治发展的底层逻辑出发进行剖析。

　　政党政治的稳定运行，依赖于民众对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基本预期。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英国长期面临增长放缓、生产率提升乏力与生活成本飙升的多重压力。普通家庭的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住房、能源等基本开支持续攀升，导致宏观经济增长数据与民众的微观生活感受出现了巨大鸿沟。当经济增长难以持续转化为可感知的福利改善时，选民的政治判断标准也随之发生了位移。

　　英国地方政府承担着公共服务供给的直接责任，却往往深陷财政资源匮乏、事务责任加重与民众期待提升的现实矛盾之中。英国地方公共部门在社会服务、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的压力持续加剧，而财政分配机制未能同步调整，致使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回应民生痛点。在此背景下，强调削减行政开支、提高治理效率的政治主张极易引发选民共鸣。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选举中的情绪宣泄与执政后的政策落地存在本质区别。一旦进入实际治理轨道，任何政治承诺都必须接受财政预算、法律规范与行政程序的严苛检验。

　　英国选民的政治偏好正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传统上以职业、收入划分的阶层政治边界日趋模糊，经济诉求、文化认同与代际差异等因素相互交织，使得单一政党难以再通过固有联盟稳定凝聚多数支持。部分选民既期待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又在移民、国家认同等议题上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年轻群体高度关注气候变化、住房可负担性等长期议题，却对既有政党的政策转化能力深表怀疑。这种诉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无疑对现代政党的利益整合能力与政策供给水平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与此同时，威尔士自治议会选举也爆出了历史性冷门。威尔士民族党一举拿下96席中的43席，跃升为第一大党；而工党则惨跌至仅剩9席。这标志着工党首次失去了自1999年威尔士自治以来在议会中的主导地位，更彻底打破了其在威尔士延续百余年的政治统治地位。

　　视线转向苏格兰，尽管苏格兰民族党连续第5次获胜、延续了20年的执政局面，但其席位不升反降，显露出疲态。改革党则首次跻身苏格兰议会并与工党并列第二，绿党席位也显著增加。这与英格兰地方选举的结果形成鲜明互文——得益于苏格兰议会采用的独特选举制度，改革党、绿党等小党更容易将分散的社会支持转化为实打实的议席。

　　这些选举结果不能简单地被解读为选民整体向左或向右的单线转向。威尔士民族党和苏格兰民族党的优势，更多植根于地方身份认同、自治诉求以及对伦敦中心政治的长期不满；改革党的强势突破，承接了民众对移民问题、税负压力、公共服务衰退的焦虑以及强烈的反建制情绪；绿党的增长，则折射出一部分年轻选民和城市群体对气候变化、住房可负担性及社会政策的差异化期待。

　　这种多维度的政治版图重构，折射出英国在区域发展、利益分配与社会认同上的深层裂痕。它清晰地表明，英国政治并未简单地在传统的“左”与“右”之间偏移，而是正式进入了传统政党整合能力下降后的剧烈调整期。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员）

薛子敬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5月20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