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求援、一边挑衅:是什么造成了菲律宾外交的矛盾姿态
梁国杰 殷知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3日 03版)

2026年开年以来,包括联合国“四常”在内的多国领导人相继访华。大国高层的密集互动,折射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提升的结构性影响力。与此同时,自5月1日起,中国正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在动荡变革期的国际担当。
然而,在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姿态深化与世界交融的进程中,部分域外与周边国家保守政治势力的战略协同亦在加深。5月28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赴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同期,菲方更加大了对在菲中国公民的针对性执法力度。这一系列动作,既是菲律宾国内政治撕裂的体现,更暴露出部分境外政治势力试图对冲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的意图。
近段时间,中菲关系呈现出矛盾的双重特征与“政经分离”的态势。一方面,双边务实合作与危机管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3月下旬,因中东危机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菲律宾被迫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值此关键时刻,中国向菲方提供能源援助并保障化肥供应稳定。菲政府肯定中方此举“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马科斯总统感谢中国“没有趁人之危”,并表达了重启南海油气联合开发磋商的意愿。随后的中菲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亦在油气开发与物资供应等议题上取得共识。
但另一方面,菲方对华负面动作持续浮现。近两个月,菲执法部门以涉嫌“间谍案”“博彩案”为由,对在菲中国公民采取有选择的、歧视性的执法行动,甚至一次性查扣69名中国工人,中国驻菲使馆罕见使用“政治操弄”一词进行严正交涉。不仅如此,在接受中方援助的同时,菲方仍在南沙岛礁推进“命名”活动,与日本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甚至发生了菲舰艇危险接近中方船只的恶劣事件。
菲方矛盾姿态源于其内部斗争外溢
菲律宾这种“一边寻求合作、一边制造摩擦”的矛盾姿态,并非单纯的外交策略失当,相当程度上是其国内政治结构撕裂与派系斗争外溢的产物。
菲律宾特殊的群岛地理形态,塑造了其国内三大政治经济诉求迥异的地缘板块:吕宋岛以大马尼拉都会区为核心,聚集了阿亚拉、洛佩兹等与美西方利益交融较深的商业家族与安全精英,形成了以“安全威胁认知”为导向的亲美阶层;棉兰老岛资源丰富但亟待开发,前总统杜特尔特及其家族在此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战略自主意识和“疑美”情绪,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发展伙伴;米沙鄢群岛则汇聚了大量在中国拥有深厚经济利益的商业资本,构成了主张务实平衡的“中间地带”。这种地域性的结构分化,从根本上决定了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内生张力。
菲律宾国内的派系具有强烈的家族色彩。据统计,菲律宾超过六成的地方民选职位由政治家族成员担任,八成以上的参议员出身政治世家。高度家族化的政治生态,导致派系利益屡屡“绑架”国家整体利益。而菲律宾对外政策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则与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两大势力的结构性对抗息息相关:无论是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遭遇弹劾危机,还是前总统杜特尔特面临国际司法博弈,均标志着菲国内政治冲突的持续激化。在此背景下,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沦为其国内政治动员与舆论操控的工具。马科斯政府试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换取军方支持并压缩竞争对手的政治空间;而反对派则以推进务实对华路线作为凝聚选票的资本。
在地域差异与家族博弈的双重作用下,多元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使菲律宾对外政策进一步扭曲。该国军方是推动对华强硬的关键力量,其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与预算扩张需求,客观上需要渲染南海紧张态势,以获取国内政治合法性和预算支撑。在这一背景下,菲律宾2026年国防预算高达4309亿比索(约合70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与此同时,菲国内商业集团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构成务实合作的“压舱石”。作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菲农业部门93%依赖进口化肥,其中40%来自中国,形成了限制对华“脱钩”的硬约束。菲能源部门既急于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在电力等领域又离不开中国投资和技术支持。正是这种“军方寻求对抗、商界需要合作、农业离不开化肥、能源渴求投资”的多元博弈,使菲律宾对华政策呈现出“全面强硬”与“有限合作”并存的矛盾状态。
菲律宾与日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情报共享协定谈判,同样具有显著的投机色彩。此举旨在从机制上补全美日菲三边情报共享的最后环节,协助日美等域外力量强化在“第一岛链”的信息感知与战略闭环,反映出菲律宾高层倾向于“引入外力以制衡中国”的地缘机会主义心态;马科斯政府更试图通过向外寻求“安全背书”,对国内主张对华务实的政治力量形成“出口转内销”式的牵制。值得警惕的是,此次日菲关系升级与菲方抓扣中国公民、炒作“间谍案”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不排除有人刻意炒热相关议题,为日菲军事合作提供舆论铺垫,深层意图或在于冲击中国在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对非实施零关税等关键节点树立的正面国际形象。换言之,菲律宾与日本的部分势力,正试图将局部摩擦放大为“中国威胁”叙事,以对冲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应以多层次战略精准管控周边风险
菲律宾近期的一系列涉华动作并未超出预期。面对周边局势的波动和域外力量的介入,中国应始终保持大国担当与战略定力,以多层次、精准化的战略举措予以从容应对:
第一,坚持法治思维,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针对个别国家在南海的无理挑衅,应在国际法与国内法框架内,依法依规采取坚决反制与常态化维权执法。通过“管控局势升级但绝不退让”的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秩序与法治精神的坚定意志。
第二,充分发挥中菲经济合作的结构性力量,重塑双边利益纽带。深刻把握菲律宾国内农业、能源等产业对华高度依赖的结构性特征。正如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所传递的理念那样,应通过精准的经贸合作引导对象国认识到:基于互利共赢的合作路线是增进本国民生福祉的正途;而盲目追随外部势力挑动地缘对抗,必将反噬其自身发展利益。
第三,细化多层次交往,夯实双边关系社会基础。在对挑衅行径进行坚决反制的同时,应持续拓宽与菲国内地方政府、商业团体及民间友好力量的沟通渠道。通过构建立体化交流网络,团结周边对华友好的务实力量,有效化解部分政客煽动民粹、绑架民意的图谋。
第四,着眼周边全局,维护地区多边主义架构。将应对美日菲联盟的挑战,置于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中统筹考量。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牢牢把握区域事务的主导权。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公共产品,将周边国家的发展诉求与中国大市场深度融合,使阵营对抗图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下失去支点。
第五,警惕域外安全风险,倡导新安全观。针对日本借地区局势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向南海谋求军事外溢的动向,应通过外交与舆论渠道,警醒亚太国家关注日本“再军事化”的潜在风险。同时,以中美互动和中俄协作为战略引领,展现中国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的胸襟,以实际行动粉碎“中国威胁论”的虚假叙事。
2026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纵深发展的重要年份。面对部分国家的地缘战略焦虑与试探,中国应以战略定力应对战术摇摆、以开放合作消解阵营对抗、以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排他性小圈子。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同时,牢牢把握地区和平发展的主导权。这不仅是维护周边治理秩序的务实之举,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全球治理倡议的坚定践行。
(作者梁国杰是大连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通讯作者殷知行是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生)
梁国杰 殷知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6月03日 03版
2026年开年以来,包括联合国“四常”在内的多国领导人相继访华。大国高层的密集互动,折射出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日益提升的结构性影响力。与此同时,自5月1日起,中国正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负责任大国在动荡变革期的国际担当。
然而,在中国以高水平开放姿态深化与世界交融的进程中,部分域外与周边国家保守政治势力的战略协同亦在加深。5月28日,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赴东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宣布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同期,菲方更加大了对在菲中国公民的针对性执法力度。这一系列动作,既是菲律宾国内政治撕裂的体现,更暴露出部分境外政治势力试图对冲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的意图。
近段时间,中菲关系呈现出矛盾的双重特征与“政经分离”的态势。一方面,双边务实合作与危机管控机制仍在发挥作用。3月下旬,因中东危机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高度依赖进口石油的菲律宾被迫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值此关键时刻,中国向菲方提供能源援助并保障化肥供应稳定。菲政府肯定中方此举“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作为”,马科斯总统感谢中国“没有趁人之危”,并表达了重启南海油气联合开发磋商的意愿。随后的中菲双边磋商机制第11次会议,亦在油气开发与物资供应等议题上取得共识。
但另一方面,菲方对华负面动作持续浮现。近两个月,菲执法部门以涉嫌“间谍案”“博彩案”为由,对在菲中国公民采取有选择的、歧视性的执法行动,甚至一次性查扣69名中国工人,中国驻菲使馆罕见使用“政治操弄”一词进行严正交涉。不仅如此,在接受中方援助的同时,菲方仍在南沙岛礁推进“命名”活动,与日本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甚至发生了菲舰艇危险接近中方船只的恶劣事件。
菲方矛盾姿态源于其内部斗争外溢
菲律宾这种“一边寻求合作、一边制造摩擦”的矛盾姿态,并非单纯的外交策略失当,相当程度上是其国内政治结构撕裂与派系斗争外溢的产物。
菲律宾特殊的群岛地理形态,塑造了其国内三大政治经济诉求迥异的地缘板块:吕宋岛以大马尼拉都会区为核心,聚集了阿亚拉、洛佩兹等与美西方利益交融较深的商业家族与安全精英,形成了以“安全威胁认知”为导向的亲美阶层;棉兰老岛资源丰富但亟待开发,前总统杜特尔特及其家族在此深耕30余年,具备较强的战略自主意识和“疑美”情绪,更倾向于将中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发展伙伴;米沙鄢群岛则汇聚了大量在中国拥有深厚经济利益的商业资本,构成了主张务实平衡的“中间地带”。这种地域性的结构分化,从根本上决定了菲律宾对华政策的内生张力。
菲律宾国内的派系具有强烈的家族色彩。据统计,菲律宾超过六成的地方民选职位由政治家族成员担任,八成以上的参议员出身政治世家。高度家族化的政治生态,导致派系利益屡屡“绑架”国家整体利益。而菲律宾对外政策更深层次的驱动力,则与马科斯家族与杜特尔特家族两大势力的结构性对抗息息相关:无论是副总统莎拉·杜特尔特遭遇弹劾危机,还是前总统杜特尔特面临国际司法博弈,均标志着菲国内政治冲突的持续激化。在此背景下,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沦为其国内政治动员与舆论操控的工具。马科斯政府试图通过在南海问题上展示强硬姿态,换取军方支持并压缩竞争对手的政治空间;而反对派则以推进务实对华路线作为凝聚选票的资本。
在地域差异与家族博弈的双重作用下,多元利益集团的相互牵制使菲律宾对外政策进一步扭曲。该国军方是推动对华强硬的关键力量,其庞大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与预算扩张需求,客观上需要渲染南海紧张态势,以获取国内政治合法性和预算支撑。在这一背景下,菲律宾2026年国防预算高达4309亿比索(约合70亿美元),同比增长14%。与此同时,菲国内商业集团在中国拥有大量投资,构成务实合作的“压舱石”。作为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菲农业部门93%依赖进口化肥,其中40%来自中国,形成了限制对华“脱钩”的硬约束。菲能源部门既急于推进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在电力等领域又离不开中国投资和技术支持。正是这种“军方寻求对抗、商界需要合作、农业离不开化肥、能源渴求投资”的多元博弈,使菲律宾对华政策呈现出“全面强硬”与“有限合作”并存的矛盾状态。
菲律宾与日本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启动情报共享协定谈判,同样具有显著的投机色彩。此举旨在从机制上补全美日菲三边情报共享的最后环节,协助日美等域外力量强化在“第一岛链”的信息感知与战略闭环,反映出菲律宾高层倾向于“引入外力以制衡中国”的地缘机会主义心态;马科斯政府更试图通过向外寻求“安全背书”,对国内主张对华务实的政治力量形成“出口转内销”式的牵制。值得警惕的是,此次日菲关系升级与菲方抓扣中国公民、炒作“间谍案”在时间上高度重合,不排除有人刻意炒热相关议题,为日菲军事合作提供舆论铺垫,深层意图或在于冲击中国在多国领导人密集访华、对非实施零关税等关键节点树立的正面国际形象。换言之,菲律宾与日本的部分势力,正试图将局部摩擦放大为“中国威胁”叙事,以对冲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应以多层次战略精准管控周边风险
菲律宾近期的一系列涉华动作并未超出预期。面对周边局势的波动和域外力量的介入,中国应始终保持大国担当与战略定力,以多层次、精准化的战略举措予以从容应对:
第一,坚持法治思维,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针对个别国家在南海的无理挑衅,应在国际法与国内法框架内,依法依规采取坚决反制与常态化维权执法。通过“管控局势升级但绝不退让”的实际行动,彰显负责任大国维护地区秩序与法治精神的坚定意志。
第二,充分发挥中菲经济合作的结构性力量,重塑双边利益纽带。深刻把握菲律宾国内农业、能源等产业对华高度依赖的结构性特征。正如中国对非零关税政策所传递的理念那样,应通过精准的经贸合作引导对象国认识到:基于互利共赢的合作路线是增进本国民生福祉的正途;而盲目追随外部势力挑动地缘对抗,必将反噬其自身发展利益。
第三,细化多层次交往,夯实双边关系社会基础。在对挑衅行径进行坚决反制的同时,应持续拓宽与菲国内地方政府、商业团体及民间友好力量的沟通渠道。通过构建立体化交流网络,团结周边对华友好的务实力量,有效化解部分政客煽动民粹、绑架民意的图谋。
第四,着眼周边全局,维护地区多边主义架构。将应对美日菲联盟的挑战,置于深化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中统筹考量。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牢牢把握区域事务的主导权。在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领域持续输出高质量公共产品,将周边国家的发展诉求与中国大市场深度融合,使阵营对抗图谋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势下失去支点。
第五,警惕域外安全风险,倡导新安全观。针对日本借地区局势突破“专守防卫”原则、向南海谋求军事外溢的动向,应通过外交与舆论渠道,警醒亚太国家关注日本“再军事化”的潜在风险。同时,以中美互动和中俄协作为战略引领,展现中国以自身实力为基础、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的胸襟,以实际行动粉碎“中国威胁论”的虚假叙事。
2026年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纵深发展的重要年份。面对部分国家的地缘战略焦虑与试探,中国应以战略定力应对战术摇摆、以开放合作消解阵营对抗、以真正的多边主义破解排他性小圈子。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同时,牢牢把握地区和平发展的主导权。这不仅是维护周边治理秩序的务实之举,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对全球治理倡议的坚定践行。
(作者梁国杰是大连大学区域国别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环印度洋岛国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通讯作者殷知行是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