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图像中，我们从“看中国”到“见中国”

　　走进“看·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海外中国图像展”，仿佛走进一条由“目光”构成的时光长廊。300余件（套）海外中国图像，跨越两个多世纪，汇聚于此。正如展览前言所述：“图像是凝固的历史瞬间，亦是文明演进的视觉书写。”

　　展览分为“远观”“凝视”“识见”3个单元。这3个词，恰好勾勒出外国人“看中国”的目光演变史——从隔海想象的浪漫误读，到进场记录的现实审视，再到共情共鸣的日常感知。我们在今天回望这些图像，不仅是在看他者眼中的中国，更是在完成一次从“看”到“见”的自我觉醒。

　　最初的“看”，甚至可能并没有真正看到。19世纪的英国画师托马斯·阿罗姆，从未踏足中国，但这并不妨碍他蓬勃的创作欲。他仅依据访华使团文献和随团画师的作品，便绘制出一系列中国题材图像，涵盖山川建筑、生产劳作与日常风俗。

　　一幅《缫丝女子》描绘了江南女子缫丝劳作的场景，乍看旖旎东方，细看处处“穿帮”：江南缫丝作坊周边以桑树、柳树等本土植物为主，画中却出现了热带芭蕉；人物形象高鼻深目，形似欧洲农妇，服饰也为欧洲样式；茶具是玫瑰纹样的欧式茶具，十分精致，缫丝女工怕是享用不了。

　　另一幅《大雄宝殿》描绘广州海幢寺大雄宝殿内景，但画师对汉字显然不熟，“画”出了匾额上的“大雄宝殿”四字，笔画和结构却多有讹误；殿中僧人头戴冠饰、手持权杖，形象更接近欧洲宗教人物或仪典执事，与清代广州佛寺的主持形象明显不合。

　　纪实描绘与浪漫想象彼此交织，未曾见过的东方风土与人情，被融入诸多异域想象的细节。这种“远观”，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距离的产物。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不同身份的外国人借助摄影、版画等方式，记录下饱经磨难而艰难转型的近代中国。“在场性记录”，成为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独特载体。

　　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在1868年至1872年间游历中国多地，其出版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四卷本，是目前已知首部刊印中国照片的摄影专集；英国摄影师费利斯·比托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拍下了塘沽炮台的残迹；德国摄影师恩斯特·奥尔末在1873年拍摄了一组历经劫掠焚毁的圆明园照片，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圆明园影像，展览中那幅《圆明园大水法》，已然可见残垣断壁、荒草萋萋。

　　但在动荡岁月中，文化根脉从未断绝。美国摄影师怀特兄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拍摄了大量古建筑：江南水乡、颐和园长廊、紫禁城角楼、孔庙石柱……抗战时期，一批外国友人穿越烽火，记录了中华民族在烽火中的顽强抗争，最著名的当属1938年5月16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的中国士兵，由罗伯特·卡帕拍摄于武汉会战前夕。

　　“在场性记录”之所以珍贵，正因为它将历史“眼见为实”。照片中的建筑、山水、百姓面孔，是光与银盐留下的证据。

　　新中国建设的火热年代、改革开放的奔腾浪潮，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外国摄影师怀着好奇、共情与惊叹踏上这片土地。

　　德国摄影记者希尔玛·帕贝尔在1956年4月-7月到访中国，从广州游历至满洲里，他说：“我看到他们目标坚定、不屈不挠，在共同意志的驱动下投身于新中国建设中。”

　　法国摄影师、现代新闻摄影之父亨利·卡蒂埃-布列松曾于1948年年底至1949年来华拍摄，用镜头捕捉了国民党政权溃败与人民解放战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交替；1958年他再度来华，定格下十三陵水库等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

　　1979年，美国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在中国逗留5个月，行程6万余公里。她的镜头没有对准地标与奇观，而是对准普通人：一位女民兵身穿与草原一样颜色的蒙古长袍，束着子弹带，斜背自动步枪，脸上有太阳晒出来的红润。阿诺德说：“我想写一本关于人们生活的书，一本超越我们多年来随处可见的蓝制服和自行车的书。我想深入了解他们的人性，去感受其背后支撑着一切的特质。”

　　同样在1979年，新西兰摄影师杰弗里·史蒂文来华拍摄纪录片，他拍下一对甲板上的新婚夫妇，他们手捧鲜花，站在船头，憧憬着新生活。史蒂文说：“我相信摄影能够将过去带入未来。”

　　中文昵称“老安”的意大利摄影师安德烈·卡瓦祖缇，1982年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外国留学生进入复旦大学，此后长期在中国生活，拍摄了大量中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照片：上海市民晾衣服、老城厢茶馆里的闲暇……这些图像中，“惊心动魄”的观感渐渐少了，有了一种弥足珍贵的日常质感。

　　从“远观”到“凝视”再到“识见”，目光的变迁背后，是中国自身命运的变迁。当中国不再是凭人想象的“东方奇观”，也不再是任人审视的“衰落帝国”，而是一个在建设中、在开放中、在日常中焕发生机的国家，外国观察者的目光也随之从“看个新鲜”走向“识得其味”。所谓“识见”，既是知识与见识，也是情感与共情。

　　走出展厅时，我也在想一个问题：这场展览的真正主角，究竟是那些外国图像，还是图像里的中国？或许都是，又或许都不是。真正的主题，是“目光”本身——以及我们在他人目光中如何认识自己。

　　展览结语写道：“愿每一位观者都能在这场‘看·见’之旅中，回望历史，感知当下，在多元视角中读懂一个真实、立体、可感的中国。”读懂的前提，是自己足够清晰；读懂的结果，是我们能够平视——在目光的交汇中，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做一个真实、立体、可感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