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岁的20份兼职

　　又有同学喊王一哲去打球，他拒绝了。那个晚上他要在上海陆家嘴金融中心一栋492米高的大楼里度过。

　　王一哲戴着一顶6元买来的黑色礼帽，踩着40元的薄底皮鞋，负责对驶入大楼停车场的车辆进行安检。

　　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他是一名兼职礼宾员。等熬到天亮，赚到300元薪酬，他就可以回到学校去，接着上早课。

　　只有在排课的时间里，王一哲才是一名大三学生。其他时候，他是停车场礼宾员，也曾是餐厅服务员、饮料店店员、服装售货员、电话推销员、超市分拣员、外卖员、保安……他累计做过二十几份兼职，生活费都靠自己挣。

　　他把日程安排得很紧凑，并且有点享受这种节奏感。有段时间，晚上结束咖啡店的兼职，还要去火锅店做钟点工，凌晨3点下班睡觉，第二天继续上早课。有一次，3份兼职排班意外撞在了一起，他连续工作了19个小时，累得面无表情。

　　“只要没事我就去赚钱。”他说，“心里很难停下来”。

　　父母离异后，王一哲从小跟着父亲在河南长大，读寄宿学校，有点自卑。比起读书，他的确更擅长“工作”。中学时他就在班里开“小卖部”，把小零食装在行李箱运进班里，以高出市场价5毛的价格出售。

　　高中毕业后，生活在上海的母亲不愿让他去上大专，全力托举他读了一个费用高昂的“3+1”国际本科联培项目，希望儿子拥有更宽的眼界、更好的资源。

　　这所大学里，家境好的同学有很多，有人一顿饭就要点6盒鱼子酱，有人光压岁钱就能收到几万元。王一哲简直觉得自己是班里最穷的学生。当时父亲已不再给他生活费，自称无力供养。为了分担母亲的压力，他不得不打工。

　　有时他沮丧得睡不好觉，有时想通了，他就安慰自己：“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日子要过。我习惯我这套生存逻辑，享受其中就行了。”

　　大二暑假，他连做5份兼职，挣了28762元。在拿去交学费之前，体验了一把20岁“资产过万”的感觉，满意地大笑。

　　因为“打工打得好”，他在学校里当上了学生代表，自认为收获了许多“成功”：无论是成功通过工作面试，还是成功完成其他同事做不到的任务。王一哲相信人可以从一次次小成功里攒出力气，他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

　　而要想成为强大的兼职能手，王一哲说，唯一需要的本事就是自信，而不是所谓的“吃苦耐劳”。他说，自己吃苦耐劳不是什么优秀品质，而是“迫不得已”。

　　饮料店的消毒液会给手上留下伤口，餐厅后厨会让他的头发和脸上都裹上一层油，礼宾员的制服有一股浓重的汗臭味，更不用提领导的责罚、一些顾客的刁难和繁重的工作量。他这样想：“我只是待一段时间，只需要克服这一段时间的磨难就可以了。我知道自己志不在此，这不是我大展拳脚的地方。”

　　在记录兼职生活的社交媒体上，他用“黑大帅”为自己命名。这是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中一个童年不幸、但强大而善良的反派角色。他说：“不要把自己想得太懦弱了。”

　　至少他已经比同龄人多走了一步。他学到了许多实用的知识。做服务员后，他知道从菜品中吃出异物时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做分拣员让他知道了超市的打折规律。他容易感到满足，常因一些小恩小惠而沾沾自喜。

　　他会把不舒服的经验翻译成可用的信息。哪怕被刁难、被催促、被安排，他也不完全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而在观察其中的道理，比如人与人之间的进退、组织怎么运转、员工怎样保全自己。遇到朝令夕改的领导，他想，将来如果自己管事，绝不能这样折腾员工。

　　他喜欢在西餐厅做服务员、在五星级酒店门口做门童——这些都是练习英语口语的好机会。今年夏天他就要去英国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但还没考过雅思。

　　他常常没有归属感，觉得自己既不属于上海，也不属于河南，但他也不追求归属感。“我不属于哪个环境，不是任何人里面的一份子，我只是我自己。”他说，“自己的人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就有盼头”。

　　为了跑兼职，他攒钱买了台电动车，有时顶着夏天的日头，骑车两个小时去上班。但骑着车有风，他想，终于不用挤地铁又换公交了。

　　雨天，他和朋友骑着车快速驶过水洼，玩“激流勇进”的游戏，兴奋得大叫。

　　兼职时车子停在外面，有人偷走了他的头盔。他报警找到了那个小偷，让对方给自己买了一个西瓜和一袋荔枝，又要了一百元去给警察做锦旗，然后放他走了。把凉凉的西瓜切开分给了兼职的同事们，他又高兴得眯起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