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扩红运动”中的青年动员

　　1933年2月，正处第四次反“围剿”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局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号令，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就此全面铺开。当年，苏区参军参战支前人员达到100多万，主力红军鼎盛时发展到12万多人。在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实践中，共青团组织以“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自觉担当，把广大团员青年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一、以广泛的组织网络凝聚青年

　　苏区青年是参军的绝对主力。为适应战争发展，1930年6月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发布《猛烈扩大红军的决议》。毛泽东对团组织吸收青年参军高度重视，特别是对兴国“挑选少年先锋队的勇敢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扩红运动”开展后，共青团更是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层层发动青年，极大地提升了扩红效率。

　　充分发挥支部的政治引领作用。支部是团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团员大多是乡村青年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群众中有着天然的号召力。据统计，1932年2月至4月江西苏区15个县团支部就发展到772个。中央苏区鼎盛时期，共青团员达到10万人以上。在“扩红运动”中，当整个支部集体报名参军时，其示范效应远非个别动员可比。瑞金砂心区砂排支部全体加入红军，7天扩大红军96名；随后该区另一支部“除妇女童团外，也全体加入红军，并领导一批青年同志，共有五十余名”。西江县庄埠区禾坪支部“整支部团员报了名加入红军”，团支部书记李光标表示“还要宣传许多青年工农，这次一定要领导一连人加入红军”。一个支部就是一个火种，火种连成片，扩红的浪潮便势不可挡。

　　充分发挥团干的表率作用。团干既是上级决策的执行者，又是基层群众的组织者。一批优秀的苏区团干从“站在台上号召”变为“站在队伍前列”，用行动作出了表率。于都潭头区在党代表大会上，“团区委少队部的同志一齐报名”，随后“党区委书记丘会广同志领导区一级的人员一致加入少共国际师”。永丰石马区委书记李乐生“自七月一号至十号，他就领导了六十五个模范少队加入少共国际师”。1934年4月，粤赣宽田区开办流动训练班，42名团员经过训练后“自动的一致加入红军去，并回去领导少先队一同武装上前线”。干部的行动，就是最有力的语言，扩红迅速从“零星补充”发展为“批量扩充”。

　　充分发挥少先队的重要补充作用。苏区少先队实行军事编制，有连排班建制和日常操练，具备整体行动的组织基础；同时它又是群众性组织，覆盖了广大乡村青年，使其动员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团组织的带动下，前方作战的模范少队第二团“全体队员坚决自动的（地）加入了红军”；模范少队第一团召开团员大会上“全团一致热烈的（地）通过‘全团加入红军’”。特别是由少先队、赤卫军组成兴国模范师，全师5161人集体报名参加红军。后方动员同样热烈，1934年4月长汀县“三一八”纪念大会举行少队总检阅，濯田、新坊全排模范队员一致加入红军。从“一个人”到“一个团”，直至1933年8月“少共国际师”的诞生，少先队以其特有的组织形式，为红军输送了源源不断的有生力量。

　　二、以深入的思想动员感召青年

　　组织体系为扩红提供了动员的网络和渠道，但真正让这张网络充满活力的是青年的政治觉悟。毛泽东在推动扩红工作时特别指出，“政治上的充分的宣传鼓动，废弃一切强迫办法”是其中一条重要经验。通过持续的思想动员，革命理想渐渐渗透进苏区青年的心田。

　　开展多样化宣传动员。苏区的扩红宣传不仅依托会议和报纸，更善于运用歌谣、戏剧、墙报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不识字的农民听得懂、让忙碌的妇女记得住、让年幼的儿童跟着唱，在润物无声中把革命道理送进千家万户。兴国山歌唱道，“嗳呀来！欢送我的爱当红军，勇敢冲锋打敌人；中心城市夺取后，那时再来行长情”，将革命道理融入百姓日常生活话语中。长汀河田区表演欢送开小差者归队的新剧，“当场就有七个报名归队”。各地“在各村乡出版了墙报，内容写本村动员情形，光荣的光荣，黑板的可耻”。《青年实话》通过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表达，深受广大青年喜爱，发行量最多时高达2.8万余份。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将政治号召转化为大众语言，使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众都能理解和接受动员信息，使思想动员真正“入脑入心”。

　　把思想动员与切身利益挂钩。怎样向青年讲清为什么要参军？共青团没有提空洞的口号，而是把参加革命与个人最朴素的生存渴望精准对接。团组织在总结前方模范少队第二团扩红经验时提出，要“很明白很具体的指出，敌人大举进攻的严重与自己切身利益的密切关系，指出假使不去粉碎敌人大举进攻，就必然受敌人残酷的压迫和屠杀”。1934年7月出版的《青年实话》刊登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已过了闽江”的消息，明确指出“红军是唯一反帝的民众武力，只有苏维埃和红军才能保卫中国争取中国的自由独立与领土的完整”。一系列深入的思想动员，让苏区青年从心底算清了这笔账：参军就是保卫刚刚分到的田地，就是保卫不再挨饿的日子，就是保卫年迈父母和年幼弟妹。账算清了，心就亮了，“要我当”变成了“我要当”，千千万万个青年就这样“像潮水般加入红军”。

　　塑造参军光荣的社会风尚。《青年实话》设立“光荣的红匾上”专栏，将积极参军的青年典型置于公共舆论的中心，同时建立“可耻的黑板”对逃避参军者予以公开批评。在持续的舆论引导下，“当红军”逐渐从一项政治任务升华为一种社会荣誉。兴国模范师5000多人集体参军，全县一时间“人人谈参军、家家比光荣”，消息传到博生县，四连模范少队“立刻自动提出一致的直接加入红军”。兴国县上社区文溪乡一位名叫陈黄婆的妇女，自动自觉地鼓动两个儿子都参加了红军。从前线战士到普通农妇，不同身份的人都自觉成为“光荣”的传播者与践行者，扩红运动就获得了最深厚的民意基础和最持久的内在动力。

　　三、以细致的优抚保障温暖青年

　　苏维埃高度重视红军家属优待工作，毛泽东强调，“优待红军家属，是使群众欢喜去并且安心留在红军部队的一个根本工作。”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共青团组织将优待工作从文件上的条文变成了每户红军家属实实在在的保障。

　　生产劳动上帮工代耕。红军战士大都出生农家，参军后家中田地无人耕种是最大的后顾之忧。为此，苏维埃政府颁布了《优待红军家属耕田条例》等优待政策，并开展了组织化劳动互助。1931年2月19日，共青团中央决定开展“共青团员的礼拜六”活动，每星期抽出一天，组织团员、少先队员无偿地帮助红军家属种田，为红军运军粮、挖战壕、送枪械。万泰青年团员帮助红军家属做工；上杭才溪区“坚决执行优待红军十八条例，特别是在今年的春耕运动中，红军家属的田及红军公田能首先耕种好”。经过不懈努力，到1932年年底根据地红军公田收获粮食2万担。这些举措，既解决了红军家属的实际困难，也在苏区上下形成了互助互济的良好风气，为根据地的巩固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优待政策上全面落实。苏维埃政府制定了系统的优待政策。税收方面，红军在服役期间，“本人及家属免纳苏维埃共和国的一切捐税”，家属居住国家房屋免纳租金。购物方面，红军本人及家属享受国家商店5%减价的优待。红军家属到合作社买东西比群众优惠优先。教育方面，红军子弟免纳一切费用。苏维埃政府1934年2月进一步规定，红军子女在享受免费读书的同时，还享有文具津贴。团组织通过上门宣传、开会讲解，把这些条文变成红军家属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此外，还发动团员和儿童团协助政府发放优待物资等，使苏维埃各项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

　　军地联系上巩固军心。苏区创造性建立了前方红军与后方群众的联系制度，在此过程中，团组织发挥了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某地方的青年群众组织，自动确定（不是由上级指定或命令）与部队的某军团（军、师）发生联系”。博生县儿童团与红五军团建立联系制度后，“曾不断的几次通讯，五军团也曾派代表来，互相报告前后方的生活状况”，五军团还给儿童团送来小洋船、袜子、红绸等战利品。红军与家属通信免费，红军战士从前方寄回家书，红军家属则将后方的生产生活情况、优待政策的落实情况传递到前线，使浴血奋战的战士们真切感受到“家中有保障、后方有依靠”。这份在战火中淬炼出的军民深情，深深烙印在苏区青年的灵魂深处，成为支撑红军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不竭动力。

　　（作者系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