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大厂青年的职场新坐标

　　35岁，踩在所谓“职场荣枯线”上，林千秋选择了“逆流”而行、入职互联网大厂，因为“想去行业金字塔顶端看看”。如今，他已在大厂从业近10年。

　　2024年夏天，同样位于“荣枯线”的张小满从互联网大厂离职。她将自己在大厂的1480天写成了《大厂小民》一书，于今年3月出版。在书中，张小满从“工作”“水晶宫殿”“系统”三部分讲述自己在大厂的4年，探讨个体在“系统”中的适应与选择。

　　作为行业翘楚，大厂曾以“新的可能性”吸引年轻人纷纷“上岸”。如今，浪潮退去，不少“大厂青年”更希望在“系统”之外，探索作为“具体的人”的可能性。他们时而“眺望”未来、时而“俯瞰”生活，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建立自己的人生“坐标”。

　　进入大厂的“水晶宫殿”

　　2020年初夏，辗转4个月，历经6次面试，张小满获得了进大厂的机会，她形容自己像是找到了“岸”。在书中，她把自己待了1480天的地方称作“白领的水晶宫殿”。那是一栋外形现代的建筑，由一排排矩形玻璃窗户拼接起来的幕墙，对称平整锃亮，也是“一头庞然大物”。

　　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除了结构庞大，大厂之“大”首先意味着高薪、机会、体面，常被赋予“成功滤镜”。

　　孙彦霖是众多仰望“水晶宫殿”的年轻人之一。作为实习生刚到大厂时，她曾为这里的“一站式服务”着迷——园区内，咖啡、理发、药店、小卖部应有尽有，生活圈打造得非常好，甚至还有配套住宅，这让她感到“安心”，“周边都是大厂的‘领土’，我当时觉得有人帮你打理‘柴米油盐’，会有更多时间探索自己想做的事情。”

　　工卡是“水晶宫殿”的“入场券”，也是大厂人的“勋章”。初入大厂时，陈妙以此工作为荣。“我曾是一个喜欢拿大厂身份给自己镀金的人，会不经意在朋友圈分享日常。”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2018年，互联网行业正处于上升期，周围人纷纷投身这片“蓝海”，陈妙理所当然地以为那是最适合自己的路径，也希望从中获得快速成长的机会。初入职场时，她在北京某知名大厂任职，工作包括账号矩阵搭建、竞品分析等。就读于非传播专业，不是“科班”出身，她一度有很强的不配得感。

　　“那里有较高的薪酬、完善的福利、更具竞争力的岗位。加之正值互联网蓬勃发展时期，供职于大厂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同时也会有职业‘优越感’。”她说。

　　“大厂光环”并非毫无根据。莫欣曾在大厂工作过两年半，她认为抛开滤镜，这份经历确有其含金量，“大厂简历很容易成为下一份工作的‘敲门砖’，能获得市场认可。工作期间，我的基础能力和框架性思维得到了提升。”

　　她指出，更珍贵的是与人的联结。“大厂的‘准入门槛’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筛选。通过跨部门协作等方式，我结识了一些很优秀的朋友，又通过自己的性格、表达、做事风格吸引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这是我在大厂积累的宝贵财富。”

　　身着“隐形的制服”

　　在《大厂小民》中，张小满写道：“每当走进，都会自动获得一种潜意识：我是一名打工人，应该遵守边界。虽然我们表面上没有像房产中介或银行职员那样穿西装打领带，但我们心里都有‘制服’。”

　　入职前，周浩设想中的大厂是自由、不设限的，现实却是隐形的“框架”无处不在。“虽然上下班不用打卡，但工时是考核中的一环。我们部门常出差，考核不算严格，但压力仍然存在。其他业务岗会更明确考核工时，比如每天必须在岗10小时。由于从事对外工作，我们在着装上也有限制。”他说。

　　类似的隐形约束渗透在大厂的方方面面。首先是工作流程，集中体现为标准作业程序（SOP）。在大厂这一“庞然大物”中，为保证体系正常运转，标准作业程序（SOP）有其重要价值。

　　“当协调涉及很多人、流程复杂时，标准作业程序（SOP）有很强的必要性。如果没有落到纸面上，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货不对板。沉淀下来的标准作业程序（SOP）都是宝贵的数字资产，能帮助工作往前推进，也能让新人快速上手。”莫欣表示，“大厂黑话也类似，尽管总是被业外调侃，但缩写确能提高沟通效率。”

　　过于重视“程序正当”却可能造成创造力的“磨损”和意义感的断裂。孙彦霖感觉，自己作为流程的一个节点，每天的工作像是车轮重复滚动，“你的成果滚到下一个流程，再滚出下一个成果。我做的事情只是流程的一环，完成后很快又会有新的流程。你接触不到最终结果，只是在重复忙碌，仿佛没有终点。”

　　标准也意味着“可替代”。“你的工作可以无缝交接给下一个人，像机器坏了换一台新的。不是非你莫属，谁都可以干，每个人的优势和特点好像没那么重要。”周浩说。

　　大厂似乎给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标准范式，在一个尽可能“不出错”的体系中，为了成为合格的“零件”，每个人的价值也仿佛在被“矫正”。

　　“我所在的公司每半年考核一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体系和分级标准。需要自己写材料、填产出，协作方和领导也会打分，最后决定奖金。有点像大学生考试，给你贴上标签。但有时我感到疑惑：这些标签和能力成长真的强相关吗？”周浩说。

　　陈妙则认为，当自我价值的评估高度依赖于外部，人更容易陷入迷途。“在大厂工作时，我对自己的判断完全依赖上级反馈——被认可就觉得有价值，被否定就陷入自我怀疑。我感觉价值感被彻底外化，内在尺度逐渐丧失。”

　　出走：寻找“标准”以外的解法

　　“不定数楼层的层层叠加，每一层都一模一样，每一间都全然相似。每间办公室都像是蜂巢中的一间巢室……一间间的标准化‘巢室’复制叠加，直至填满整个大楼空间。那密密麻麻的巢室里，有我一处位置。”在书中，张小满将大厂办公室比喻为“巢室”，许多年轻人将自己的“位置”锚定在那里。

　　“系统”与个体的“错位”，是很多人“逃离”大厂的原因，内在需求是“需要重新校准生活的刻度”。

　　身处大厂，莫欣最大的困惑在于：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有时会与“系统”的标准相悖；所在岗位常需要处理同质化案例、跑相似代码，重复性工作令人倦怠；更重要的是，一旦某次表现未达预期，后续任务质量便会降级，陷入负向循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本清晰的账。比起高薪，我更注重做事的价值感与意义。”权衡过后，莫欣选择了离开。

　　在裁员浪潮的冲击下，陈妙迎来了职业道路的第一次转折。从大厂离开后，陈妙进入了一家创业公司工作。对比之下，她认为创业公司与大厂各有所长，“坦率讲，我对大厂的评价并非否定，它仍可以作为那条路径上的优选。”

　　2023年，她从创业公司裸辞，“开垦”新的职业道路。离开前，她只问了自己一个问题：能否接受一份不如现在的工作？答案是“能”。“虽然带着疑惑出发，但因深知这个决定的分量和代价，我反而更有了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坚定。没有退路，只能向前。”裸辞3年后，她创业小有所成，找到了自己更愿意付诸热爱的事业。

　　“对我来说，现在的世界是流动的，我可以不断向外界探索、汲取。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逻辑：此前是封闭世界里的零和博弈，往后是开放世界里的无限游戏。”陈妙说。

　　磨合：在“系统”中找到自己的坐标

　　“我是那种日日夜夜都在努力学习的人，那种成绩很好的学生，受到同学的欣赏和认可，但我永远都不可能达到一种真正的高水平。我害怕说错话，害怕语调太高，害怕衣服穿得不得体，害怕自己没有真正的思想。”这是《大厂小民》开篇引用的一段话。

　　2022年，熊昊入职某大厂产品团队，从业已近4年。谈及大厂工作，他感受很深的是“系统”的同化与惯性的驱动。

　　“很多大厂青年都是典型的好学生——给任务，就会好好干。”他说，“当我在工作中频繁被琐事缠住，便没有多余时间考虑职业规划。完成一个小需求，收到一点小奖励，像撒面包屑一样，会让人觉得有所收获，但慢慢就看不到真正重要的问题——那个‘房间里的大象’。人不会突然想要‘做另一件更对的事’，惯性的力量很强大。”

　　在林千秋看来，“系统”“重效率”的单一尺度让部分人的感受力逐渐“萎缩”，成为“空心人”。他把缺乏对美好事物感受力的人比喻为“空心人”——他们对美食没有特别的感觉，没有自己喜欢的音乐，看到美丽的风景无动于衷……在他们的世界里，如果没有工作，可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在大厂中，工作与生活的秩序有时会产生冲突，“空心人”选择用外在的“有序”来掩盖内在的“失序”。“在他们眼里，生活仿佛是一条单轨。很多人将自己与‘系统’的评价标准绑定在一起，进大厂只图晋升，把自己定死在轨道上，但人生不是这样的。”林千秋说。

　　在张小满看来，“集体的创造”有时会带来“个体的失重”。年轻人关注大厂，其实更关注大厂照见的职业处境。当“系统”无处不在，如何才能避免“失重”？

　　林千秋认为，人需要不同的参照物，才能在“系统”中准确“定位”自己。作为大厂研发人员，林千秋坦言，技术并非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的长处在于洞察力。

　　“有一段时间我陷入了迷茫，因为太过看重外界评价，好就飘飘然，不好就泄气。后来我想明白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性。优点可以被持续证明，别人看不到我的长处，也可能源于他的局限性。”而今工作之余，他开设了自媒体账号，分享职业洞察，以自己的方式重构生活的“坐标系”。

　　“以前我总想给出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后来发现没有这种方案。”熊昊说，“大厂里没有，世界上应该也没有，可我还在不断和生活交手，完善自己的生活哲学。”

　　在尾声，张小满将标题命名为“小径分岔的路口”。或许人生的运行不需要像“系统”一样精密。正如席凡君在《大厂病》中所写，“即使在被系统高度规范的土地上，也可以开垦出属于自己的小径”，那是“自己能走的路，是自己可以转身的位置，也是自己愿意面对这个时代的方式”。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林千秋、孙彦霖、陈妙、莫欣、周浩、熊昊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