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主义是影响基层治理成效的主要因素。在一些地方，形式主义之所以陷入“减不完、易反弹”的困境并成为顽疾，并非单纯的作风问题，而是同政绩观及考核评价体系偏移、基层权责不匹配、技术治理的异化、治理策略滞后等因素直接相关。

　　政绩观错位与考核评价体系“指挥棒”的偏移。正确的政绩观能发挥积极导向作用，引导干部朝着正确方向创造政绩。相反，形式主义的一个深层诱因就是一些干部政绩观出现扭曲。在日常工作中，一些干部喜欢“作秀”而不是“做事”。因此，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造势”，而不是脚踏实地谋事干事。一些地方过度依赖量化管理、痕迹管理和碎片化指标，在无形之中使一些干部产生了重“显绩”轻“潜绩”的思维认知，进而将大量精力投入到造势、造表、做表面文章等各种形式或花样上，鲜有精力投入到实实在在的事务中。长此以往，就成为滋生形式主义的温床。

　　权责不匹配导致“权责倒挂”。有效的基层治理建立在权责匹配的关系架构之中，让上下级按照各自职责，以及掌握的权能资源开展治理活动。当前，一些领域呈现出“职责同构”的特征，一些地方的“属地管理”变成了“属地责任”。处于最前沿的基层便陷入“小马拉大车”的困境，需要承担大量且繁重的任务，却缺少配套资源。当脆弱的“小马”拉不动沉重的“大车”、不堪重负时，“小马”只好以变通的方式来应对满载辎重的“大车”。比如，机械地堆砌台账、频繁开会、层层上报、重复核查，多头填表、多走流程、多头报备、不断留痕，其主要目的就是力求全程有据可查，进而规避责任。

　　技术治理的异化衍生“数字形式主义”。在现代信息社会，必要的技术手段是基层治理得以有效开展的必备工具。正如此，近年来数字技术被不断地应用于基层治理各领域。其本意是通过现代信息技术的赋能，以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但是，实际运行中不时出现“技术负能”甚至“合成谬误”的悖论。一方面，近年来数据技术虽然快速发展，但是一些领域仍然面临“数据壁垒”“信息孤岛”等问题，导致基层不得不多头填报、重复录入，“指尖上的形式主义”随之产生。与之对应的另一种情况则是主观造成的“数字虚荣”“数字盆景”。此前就有媒体报道，一些地方的政务App“野蛮生长”，本该服务民生的工具变成了装点门面的“数字盆景”，群众办事需要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之间反复跳转。一些基层干部被困在各类签到、转发、刷积分等“指尖任务”里，大量本该下沉一线的时间被消耗。

　　治理策略滞后于形式主义的变异速度。客观而言，近年来针对形式主义的整治并不少见。但是，一些整治举措停留在表层纠偏、末端治理层面，尚未釜底抽薪。这种“治尾不治源”的策略不仅让旧的形式主义难以根治，而且还滋生了新的形式主义，常态化报备、柔性台账、过程佐证等新型隐形形式负担逐渐显现。比如，线下填表换成多平台线上打卡、短视频佐证；纸质资料转为大量线上截图、小程序日报；集中检查拆解为常态化日常报备。下一步，要从制度设计和源头管控入手，推动治理重心由“末端纠偏”向“源头治理”前移，确保整治工作既见当下之效，更谋长远之功。

　　（作者系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

陈朋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0日  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