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人才的成长需要怎样的土壤
倪忆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7日 08版)
王虹和邓煜都是北京大学2007级的本科生。王虹出生于1991年,邓煜则是出生于1989年。看到二人获奖的消息,笔者第一反应是想到了一位英年早逝的学弟,北大数学2000级的陈琳。许多年以前,他曾经在BBS上预言说北大数学80后的学生里必然有人获得菲尔兹奖。那时候“黄金一代”(2000年前后入学)还没有出名,但已经展现出了天赋,熟悉他们的人已经能断定他们必将成为一流数学家。事实上,“黄金一代”里面好几人都达到了菲尔兹奖的水平,但最终未能获奖。如今王虹和邓煜的获奖弥补了“黄金一代”的遗憾。
数学人才如何选拔
王虹和邓煜的成长经历大不相同。邓煜在一线城市深圳长大,就读于名校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2007年被保送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2011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邓煜可谓是标准的一路开挂的数学精英。
王虹则是非常不一样的路线。她在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出生长大,直到初中都在镇上的学校学习,高中考上名校桂林中学。她16岁时高考进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她心向数学,入学前已经打定主意要转系。大二时,她通过转系考试,转到了数院。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数院,不乏进入集训队或者国家队的“大神”。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选修大二、大三甚至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而王虹那时甚至还没进数院。在这个环境里,王虹的成绩并不突出。毕业后她去法国读硕士,其间甚至一度考虑转行去建筑。法国硕士毕业后,她于2014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而她当年的同班同学邓煜一年后就会拿到博士学位。
两人如今殊途同归,同时获得菲尔兹奖。至少在他们的例子里,竞赛和高考都很好地完成了选拔数学人才的任务。在笔者看来,数学竞赛最重要的作用是选拔数学人才,其次是让少数有天赋的孩子提前接触比学校课程更有趣的数学内容。至于说通过数学竞赛来培养数学家,那实在是想多了。
在中国的国情下,高考是最普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竞赛可以作为高考的有益补充。然而,做科研所需要的许多素质是竞赛和高考难以考察出来的。我们是否需要更多渠道来发现数学人才?新渠道又如何能保障公平?
对于高考和竞赛所遗漏的数学人才,如果真有能力,数学界肯定愿意为其提供机会。张景中院士在《数学家的眼光》一书中提到一位高考落榜青年,在“生锈圆规作图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最终跟杨路、张景中合作圆满解决了此问题。这位青年后来在前辈们的帮助下进入学术界,成为控制理论和智能科学的专家。
更早的例子,华罗庚先生最高学历是初中,然后中专肄业。他完全自学成才,靠一篇论文偶然引起熊庆来先生的注意,得以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理,接受更加专业的数学训练。
在没有统一入学选拔考试的国家,大学录取主要靠自己申请加师长推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只是参考因素之一。这种制度好处是比较灵活,有时真的能选出卓尔不群的天才。坏处则是对学生的人脉资源要求很高,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
不管是中国的高考和竞赛制度,还是美国上大学的推荐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把两种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发现更多人才。
数学人才如何培养
北大在王虹和邓煜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会认为,北大掐尖,把最好的学生都招了过去,这些人到别的学校也能取得成功。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好学校跟好生源是相辅相成的。但最起码,北大并没有耽误王虹和邓煜的成长,给他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数学领域,本科阶段主要是打基础,博士阶段才真正培养科研能力。北大给王虹和邓煜打下前半段的基础,王虹后半段的基础是在法国读硕士期间打下来的,邓煜则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要问哪所大学在王虹和邓煜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那肯定是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什么时候本土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能够拿菲尔兹奖,才真正象征着中国数学进入了第一梯队。
话虽如此,北大作为王虹和邓煜的母校,肯定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张平文院士曾经在采访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北大数学的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真正顶尖的人才不需要刻意去培养,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让他们正常地发展起来。北大给予学生最宽松的环境和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学生可以选高年级课程,参加讨论班,甚至自己组织讨论班。很多时候,学生们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习,而是彼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正是北大数学的人才经常扎堆在一两个相邻年级出现的原因。
北大的制度给予学生选修课程和转系的便利,对转到数院的学生一视同仁加以培养。从其他院系转到数院,后来成为优秀数学家的,不光有王虹,还有许多人,甚至还有本科中文系的学生到数院读硕士,后来成为代数几何专家。
北大同时也尽量为师生们排除外界的喧嚣与干扰。“韦神”韦东奕在网络上走红之后,北大并没有迎合自媒体的炒作,而是用官方声明给出了对韦东奕的适当定位:“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声明中说:“希望和网友共同保护好学者专心治学的宁静环境,让韦东奕老师能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中。”
对于培养人才来说,大学能够提供的最好条件就是老师。北大数院老师的科研产出或高或低,但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书育人有极大的热情,知道怎么样引导学生的兴趣。许多北大出身的著名数学家,大学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老师,往往是资历不那么深、名气不那么大的。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许晨阳和刘若川在本科时就跟随田刚院士学习,王虹本科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刘张炬教授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邓煜大二时的科研指导老师刘和平教授曾担任学院党委书记——这些指导本科生的都是学院里的资深教授。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外两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和陶哲轩,会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经历。他们都不是在数学实力很强的大学读本科,但仍然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他们也都遇到了好的老师,受其影响非常大。
总而言之,顶级数学天才在打基础阶段并不需要同样级别的导师。只要给他们恰当的引导、合适的环境,他们自己就会脱颖而出。当然,要成为一流数学家,还是需要到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去深造。作为数学研究中心,北大目前比起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地方还有所不如,但差距已经在减小。
从“黄金一代”到以王虹和邓煜为代表的“白金一代”,一大批一流数学家的出现,标志着北大数学的本科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来,北大数学的师资力量接近世界一流,同时博士生培养水平也在稳步提升,一些在读博士生已经能在一流的科研项目中作出贡献。按照这一趋势下去,相信不久就会有本土博士生独立作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
(本文摘编自科学新媒体“返朴”,作者系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
倪忆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7月27日 08版
王虹和邓煜都是北京大学2007级的本科生。王虹出生于1991年,邓煜则是出生于1989年。看到二人获奖的消息,笔者第一反应是想到了一位英年早逝的学弟,北大数学2000级的陈琳。许多年以前,他曾经在BBS上预言说北大数学80后的学生里必然有人获得菲尔兹奖。那时候“黄金一代”(2000年前后入学)还没有出名,但已经展现出了天赋,熟悉他们的人已经能断定他们必将成为一流数学家。事实上,“黄金一代”里面好几人都达到了菲尔兹奖的水平,但最终未能获奖。如今王虹和邓煜的获奖弥补了“黄金一代”的遗憾。
数学人才如何选拔
王虹和邓煜的成长经历大不相同。邓煜在一线城市深圳长大,就读于名校深圳高级中学,2006年获得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2007年被保送进入北大数学科学学院,两年后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2011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2015年获得博士学位。邓煜可谓是标准的一路开挂的数学精英。
王虹则是非常不一样的路线。她在广西桂林平乐县沙子镇出生长大,直到初中都在镇上的学校学习,高中考上名校桂林中学。她16岁时高考进入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但她心向数学,入学前已经打定主意要转系。大二时,她通过转系考试,转到了数院。在人才济济的北大数院,不乏进入集训队或者国家队的“大神”。很多学生大一就开始选修大二、大三甚至研究生阶段的课程,而王虹那时甚至还没进数院。在这个环境里,王虹的成绩并不突出。毕业后她去法国读硕士,其间甚至一度考虑转行去建筑。法国硕士毕业后,她于2014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读博,而她当年的同班同学邓煜一年后就会拿到博士学位。
两人如今殊途同归,同时获得菲尔兹奖。至少在他们的例子里,竞赛和高考都很好地完成了选拔数学人才的任务。在笔者看来,数学竞赛最重要的作用是选拔数学人才,其次是让少数有天赋的孩子提前接触比学校课程更有趣的数学内容。至于说通过数学竞赛来培养数学家,那实在是想多了。
在中国的国情下,高考是最普遍、最公平的选拔方式,竞赛可以作为高考的有益补充。然而,做科研所需要的许多素质是竞赛和高考难以考察出来的。我们是否需要更多渠道来发现数学人才?新渠道又如何能保障公平?
对于高考和竞赛所遗漏的数学人才,如果真有能力,数学界肯定愿意为其提供机会。张景中院士在《数学家的眼光》一书中提到一位高考落榜青年,在“生锈圆规作图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突破,最终跟杨路、张景中合作圆满解决了此问题。这位青年后来在前辈们的帮助下进入学术界,成为控制理论和智能科学的专家。
更早的例子,华罗庚先生最高学历是初中,然后中专肄业。他完全自学成才,靠一篇论文偶然引起熊庆来先生的注意,得以进入清华大学数学系担任助理,接受更加专业的数学训练。
在没有统一入学选拔考试的国家,大学录取主要靠自己申请加师长推荐,标准化考试的分数只是参考因素之一。这种制度好处是比较灵活,有时真的能选出卓尔不群的天才。坏处则是对学生的人脉资源要求很高,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
不管是中国的高考和竞赛制度,还是美国上大学的推荐制度,都不是完美的。我们需要思考怎样把两种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以发现更多人才。
数学人才如何培养
北大在王虹和邓煜的成长过程中起到多大作用?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有人会认为,北大掐尖,把最好的学生都招了过去,这些人到别的学校也能取得成功。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好学校跟好生源是相辅相成的。但最起码,北大并没有耽误王虹和邓煜的成长,给他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数学领域,本科阶段主要是打基础,博士阶段才真正培养科研能力。北大给王虹和邓煜打下前半段的基础,王虹后半段的基础是在法国读硕士期间打下来的,邓煜则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要问哪所大学在王虹和邓煜成长过程中起到了最大的作用,那肯定是他们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什么时候本土大学培养出来的博士能够拿菲尔兹奖,才真正象征着中国数学进入了第一梯队。
话虽如此,北大作为王虹和邓煜的母校,肯定也有做得好的地方。张平文院士曾经在采访中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北大数学的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保护出来的。真正顶尖的人才不需要刻意去培养,只要给他们适当的条件,让他们正常地发展起来。北大给予学生最宽松的环境和充分自由的发挥空间。学生可以选高年级课程,参加讨论班,甚至自己组织讨论班。很多时候,学生们不是从老师那里学习,而是彼此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正是北大数学的人才经常扎堆在一两个相邻年级出现的原因。
北大的制度给予学生选修课程和转系的便利,对转到数院的学生一视同仁加以培养。从其他院系转到数院,后来成为优秀数学家的,不光有王虹,还有许多人,甚至还有本科中文系的学生到数院读硕士,后来成为代数几何专家。
北大同时也尽量为师生们排除外界的喧嚣与干扰。“韦神”韦东奕在网络上走红之后,北大并没有迎合自媒体的炒作,而是用官方声明给出了对韦东奕的适当定位:“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声明中说:“希望和网友共同保护好学者专心治学的宁静环境,让韦东奕老师能心无旁骛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中。”
对于培养人才来说,大学能够提供的最好条件就是老师。北大数院老师的科研产出或高或低,但都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对教书育人有极大的热情,知道怎么样引导学生的兴趣。许多北大出身的著名数学家,大学时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老师,往往是资历不那么深、名气不那么大的。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许晨阳和刘若川在本科时就跟随田刚院士学习,王虹本科时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刘张炬教授曾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邓煜大二时的科研指导老师刘和平教授曾担任学院党委书记——这些指导本科生的都是学院里的资深教授。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外两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和陶哲轩,会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经历。他们都不是在数学实力很强的大学读本科,但仍然打下了扎实的数学基础。他们也都遇到了好的老师,受其影响非常大。
总而言之,顶级数学天才在打基础阶段并不需要同样级别的导师。只要给他们恰当的引导、合适的环境,他们自己就会脱颖而出。当然,要成为一流数学家,还是需要到一流的数学研究中心去深造。作为数学研究中心,北大目前比起普林斯顿、麻省理工学院这些地方还有所不如,但差距已经在减小。
从“黄金一代”到以王虹和邓煜为代表的“白金一代”,一大批一流数学家的出现,标志着北大数学的本科教育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近年来,北大数学的师资力量接近世界一流,同时博士生培养水平也在稳步提升,一些在读博士生已经能在一流的科研项目中作出贡献。按照这一趋势下去,相信不久就会有本土博士生独立作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研究。
(本文摘编自科学新媒体“返朴”,作者系加州理工学院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