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50周年：半个世纪的思念与新生

　　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强烈地震。24万同胞罹难，16万人伤残，4204名孩子成为孤儿。我出生于1964年，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我们家是城里返乡户，当时正在农村老家——唐山市郊区女织寨公社侯边庄大队。地震那年我12岁，小学五年级毕业。28日凌晨，还在睡梦中的我被埋在了老草房里，后来，父母扒掉我身上的土坯，把我从海碗大的窟窿里推出来。村里的房子几乎全倒了，人们四顾茫然求助无门的时候，母亲从房屋的废墟中找出一口大铁锅，背来新打的小麦，在道沟挖了土灶，从坑里捧水，为大家煮了一锅麦粒儿，那是我记忆最深的一顿早餐。

　　当天晚上，生产队把乡亲们组织到小学校的操场上，开始了集体生活。我和同学们在倒塌的教室里扒出残余的桌凳，用砖头搭成课桌，组成震后的“露天课堂”。后来，解放军和各地的救援队伍陆续赶来，大家开始恢复生产、打井冲井，重建家园。

　　从草棚子到简易房；从半简易房到正式房；从小平房到新楼房……1979年，我们家从老家返回城里，随着一片片新小区建成，清墟办、建设指挥部、搬迁安置办等部门也渐渐撤并或转岗。1986年7月，唐山抗震纪念碑落成，标志着新唐山的重生。1991年，“十五年前大地震，十五年后办城运”的口号在全国传开。第二届全国城市运动会在唐山召开，成为非省会城市办会的首例。城运会闭幕当天，我负责编辑的开幕式大型文体表演画册印成，各代表团拿着画册返程时，对新唐山赞不绝口，称唐山人有一种特殊的城市精神。我说，因为我们是大地震的幸存者。

　　城运会这年的9月，市里为10对截瘫患者举办了集体婚礼，靠轮椅行走的新人们开始了新生活。第二年6月，新婚不久的王宝占和朱德芹率先搬进了刚建成的康复村。这个在政府支持下，由社会各界帮助建成的无障碍社区，为没有独立住房的震后截瘫者提供了稳定的住处。不久后，这里又多了25家邻居，有配钥匙、卖报纸、摆小摊的，也有喜欢音乐和花鸟鱼虫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从1993年开始参与这里的青年志愿者活动，也见证着这些年来越来越多青年志愿者进村，为地震幸存者提供陪伴和支持。当下村里还有23户人家，当年的小夫妻都到了古稀之年。震后国际卫生组织专家曾预言，他们的生存极限是15年，可现在过去50年了，他们依然过得挺好。

　　“‘地震’这个字眼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7月28日’这个日子还让你心颤吗？”1996年，时任唐山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我，在纪念唐山抗震20周年的契机下，在《中国青年报》开设了《我与唐山二十年》专栏，在4个月的时间里，采访了30多名与这场大地震有关的人，他们中有在废墟中度过八天八夜的幸存者王树斌，被民警收养的女孩徐剑，失去父母的孤儿刘志刚，还有抗震救灾的解放军战士，重新组合的家庭成员……这些采访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这场灾难背后的故事和对每个人命运的改变。

　　大地震还让当年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成为孤儿。政府专门在石家庄和邢台设立育红学校，让他们可以再次感受家庭的温暖。当时只有3个月零2天的杜明艳，是年龄最小的地震孤儿，震后她和大她两岁的姐姐被送到了邢台育红院，后来又转到石家庄育红学校，再回到唐山时，她们已经长大。毕业后，杜明艳进入父亲生前的单位工作。汶川地震时，她第一时间站出来，为灾区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平时她还是“爱心慈善公社”的骨干，长期帮助残疾儿童和低保家庭。今年7月17日，她被聘为唐山大中小学思政一体化课程导师和校外辅导员，作为大地震幸存者，将自己的成长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

　　又到一年的7月28日，转眼间，距离那场灾难已经过去50年，大地震带给这座城市的巨大毁坏如今已经很难找到痕迹。唐山大地震罹难者纪念墙建成后，每年这个时候，在大地震中失去亲人的市民，都会来‌敬献花篮，以表哀思。每逢周末和节假日，唐山抗震纪念馆里的小讲解员和志愿者会向参观者讲述这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如今唐山抗震纪念碑广场已经成为市民日常休闲的好去处，人们在高耸的碑柱下纳凉、骑车、跳广场舞。从废墟中站起来的抗震精神成为勋章，见证着新唐山的发展，也成为人们前行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