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张冀：电影是时代的镜子

　　“电影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照见时代与人的关系。”张冀说。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兼导演，他的代表作《中国合伙人》《亲爱的》《夺冠》《三大队》，无一不是在大时代中打捞小人物的命运。在中国青年报社《戏里戏外》栏目中，他分享了自己三十余年创作生涯的观察与体悟。

　　回应时代的电影创作

　　2026年夏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酵。这部潮汕方言电影以一个南洋侨批家族的故事为线索，意外击中了从北到南、从国内到海外的广泛观众。

　　作为一部正剧故事，《给阿嬷的情书》用了大量喜剧佐料，效果出乎意料。“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喜剧的时代。”张冀说，“观众在影院里默默擦泪，很快又传来笑声——这种体验很有魅力。”

　　张冀认为，这恰恰回应了当下观众最深层的心理需求。“当下的年轻人有焦虑感，需要自我认同，社交媒体深刻影响着他们——本质上，他们需要的是积极、能缓解焦虑的艺术作品。走出影院时，一个健康、爽朗的笑声，是当下观众最想得到的。”

　　《给阿嬷的情书》让他看到了一种久违的创作可能。这部影片用现代的电影手法回归传统，呈现出优美的中文表达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轰动不仅是一部电影的成功，从文化意义上讲，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

　　为什么《给阿嬷的情书》能做到这一点？张冀认为关键在于视角的选择。想拍陈嘉庚、拍华侨办学的人不少，但如果用宏大视角，就容易有“高大全”的倾向。影片另辟蹊径，选择了平民化、乡土化的视角——华侨在异国他乡坚守中华文脉，本质上是一种民间的、自下而上的文化传承。影片不仰视、不说教，让故事从泥土里长出来。加上创作者整整3年的田野调查、一对一的口述实录，每一个细节都有真实的来处，影片才真正扎下了根。

　　那么，什么是一个好故事？张冀给出了他的答案。首先，好故事必须跨类型、多元杂糅。《给阿嬷的情书》既是剧情片，也是爱情片、喜剧片，还带有华侨乡愁，融合自然。互联网本身就是超文本，观众被影响多了，传统观影方式就被“破坏”了，他们希望看到跨类型的东西。其次，好故事的信息量要大，人物不再黑白分明，反派有了空间，正派也呈现复杂性。但最核心的是，所有好故事都在讲一件事：一个人面对时代和生活境遇的变化时，他作了什么选择。是往前走、往后退，还是停在原地？选择是精神价值的体现。妙就妙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都值得被看到、被讨论。

　　大时代与小人物

　　从《中国合伙人》到《夺冠》再到《三大队》，张冀的创作始终聚焦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电影是时代的镜子。”张冀说，“创作者会选择芸芸众生中不起眼，甚至容易被忽视的人。但恰恰是这些人，蕴藏着改变自身，甚至改变时代的力量。”

　　如何写好这些人物？张冀以《中国合伙人》中的成冬青为例：“他帮那么多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自己申请3次都被拒了——这种错位和倒置，本身就是天然的戏剧张力。”

　　由此，他有了更深的体会：“所有所谓成功的企业家，在某种程度上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有人付出健康，有人付出家庭，有人付出他曾坚守的信念。写这样的人，不是写他的成功，是写他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代价写得越具体、越深刻、越肃穆，这个人就越打动人。”

　　写《三大队》时的田野调查，则让他找到了让角色“活”起来的另一种方式。他发现警察们在蹲守时聊的全是孩子上学、家长里短。“后来我写警察，往往从他们买菜、讨价还价开始写。”正是这些与职业身份形成反差的日常细节，让银幕上的警察褪去了标签，回归到一个个既平凡又真实的具体的人。

　　人物的真实，更来自创作中的“不预设”。《三大队》中有一场戏让张冀至今难忘——年轻的队员小徐决定放弃，退出追凶。他带着在路上结识的女友，对程兵说了一句：“师傅，我要结婚了。”凌晨4点，张冀写到此处，突然痛哭失声。“这句话突然让我觉得人生的很多画面、况味全部出现了。”那一刻他明白，创作不能自以为是，不能预设太多，“你跟着它走，就像跟着生活走一样。你不预设，才会真实，才会真挚”。

　　AI时代，更要“回到唐诗宋词”

　　面对当前电影市场的低谷，张冀并不回避。“人们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和方式正在发生不可逆的转变。但任何一个时代，只要你观察、了解、适应转变，就能拍出符合当下的好作品。”

　　谈到AI对电影创作的影响，张冀持积极态度。“AI是一种学习能力的体现。它告诉我们，不光要具备专业能力，更要在变化中学习。”但越是在技术变革的时代，“越要回到传统——回到唐诗宋词的韵律，回到中国人的情感”。创作中的某些东西，AI无法替代。

　　作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张冀仍在坚持一线创作。他正在写一部关于深圳农民画家的喜剧，根据真实人物改编，中影出品。“这是我第一次写纯喜剧，从头到尾让大家笑。这是一个挑战，但观众需要喜剧，希望开开心心走出电影院。所以我愿意做改变。”

　　张冀至今最享受的仍是调研阶段。“走街串巷，看普通人的生活，跟他们聊天——对我来讲是自我疗愈的过程。每一次都很新鲜，每一次都是新的世界。”

　　他寄语青年创作者，要重视独特的生活体验，并学会利用它。“年轻不可能跟人拼功力、拼格局，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独特的生命点。电影创作是一个比较极致的东西，越极致就越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