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类高校的很多学生将来要去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工作，给他们讲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学生们觉得历史离金融太远，不知道这门课对自己未来从业有什么帮助。课堂上听得认真，心里却在嘀咕：这些“陈年旧事”，跟我以后从事金融工作有什么关系？

　　笔者认为，破解这个问题，可以顺着中国近现代史本身的发展脉络，在不同历史阶段引入金融案例，让学生在已有的历史认知框架中，思考金融的本质。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等核心要义，会随着历史画卷的徐徐展开，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比如，讲到晚清历史时，一个基本事实容易被忽略：清政府直到覆灭都没有建立起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没有统一的货币发行权，没有自主的利率调控工具，整个国家的银根实际上被外国银行和买办势力操控。在这个背景下，胡雪岩的故事就有了新的解读空间。这位红顶商人一度富可敌国，却在1882年试图通过囤积生丝夺回出口定价权时，遭遇中外金融势力的联合绞杀——外国银行收紧银根，国内买办势力釜底抽薪，导致胡雪岩商业帝国在挤兑风潮中轰然坍塌。这一故事让学生看到：身处一个没有金融主权的国家，民族资本必然没有出路。

　　课程推进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33年的“棉麦借款”和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是两个值得深入剖析的案例。前者以国家经济命脉为抵押向美国借款，购买大量美棉美麦，严重冲击了民族工商业和农业生产；后者人为抬高银价，引发中国白银大规模外流，导致通货紧缩、工商企业大批倒闭。这两个案例让学生明白一个道理：金融主权的丧失，比军事侵略更具隐蔽性，也更具破坏性。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掌握自己的金融命脉，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都无从谈起。

　　这时，学生不禁会追问：什么样的金融才是正道？

　　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以下简称“苏维埃国家银行”）是授课重点。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苏维埃国家银行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什么人办金融”这个根本问题摆在了首位，在货币发行、信贷投放、金融监管等各项工作中，始终坚持服务苏区军民、服务革命战争、服务经济发展的宗旨，既守住了金融为民的正道，又在经济封锁、物资匮乏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解决了红军给养和苏区建设等一系列难题。这种在实践中孕育的“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的价值取向，正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真正源头。

　　讲到红军长征时，“红军票”的故事最能触动学生。1935年年初，红军进驻遵义，为解决军需发行红军票，设立兑换点让持有红军票的老百姓随时兑换银元或食盐。尤为令人感动的是，红军在撤出遵义之前，专门组织力量，夜以继日地用银元和物资将市面上流通的红军票全部兑回。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货币回笼，而是在用行动兑现一种承诺：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更会对每一张纸币负责到底。红色金融的信用根基，在于对人民利益的尊重和守护。

　　课程进入新中国史阶段，如何用金融推进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是一个容易被传统历史叙事忽略的议题。接管官僚资本银行、取消在华外商银行特权、对民族资本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金融始终是新中国经济治理的关键环节。“一五”计划期间，从156项重点工程到根治淮河水患、修筑宝成铁路等，新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几乎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为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筹集了巨额资金。类似案例，让学生深刻体悟到“以人民为中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

　　在教学过程中，国家金融改革与金融领域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案例，为教学提供了鲜活素材。当讲到旧中国金融资本肆虐的危害时，联系近年来查处的金融领域腐败案件，学生自然会思考：同样手握金融资源，为什么有的人能造福社会，有的人却沦为资本的俘虏？当讲到红色金融的优良传统时，联系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实践，学生能够看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金融行业良性发展、金融从业者健康成长的精神法宝。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一旦建立起来，课堂的气氛就会发生变化。学生不再觉得历史与自己无关，而是开始意识到，今天课堂上讨论的问题，恰恰是明天他们可能会面对的课题。

　　顺着历史本身的脉络，在不同的章节中有意识地补上金融这一课，能够让学生意识到：课堂中所学不再是割裂的知识点，而是一个民族在金融问题上如何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作为、从为少数权贵服务走向为人民服务的征程。贯穿这条征程始终的，正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以义取利”“守正创新”的精神内核。它是从苏维埃国家银行章程的字句间、从遵义街头连夜兑回纸币的灯火中、从“一五”时期银行信贷表上的数字里，一点一滴生长出来的价值自觉。

　　在课程尾声，教师通常只需要留给学生一个问题：你们即将走向的金融行业，究竟应该为谁服务？答案不需要教师给出，因为历史已经替他们写好了。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李扬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10日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