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的真相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11日 05版)
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并不等于地方存在同等规模的财政缺口,也不能据此认定地方财政已经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财政收入分配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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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众的敏感神经。7月以来,一张汇总一季度各省财政数据的图表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图表显示一季度我国全部省份财政自给率均低于100%,无一省实现财政自平衡。不少网友将此解读为“地方财政全面承压、收支失衡”,相关话题持续发酵。
近日,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在富在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就此作出回应: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除自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还包括上级转移支付、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等。由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财政自给率低于100%是常态。
也就是说,财政自给率确实低于100%,但以此判断地方财政不健康、运行失稳是误读。
所谓财政自给率,是指一个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收支平衡指标,而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许生表示,财政自给率的分子是地方分成后形成的本级收入,分母则包含由本级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预算调入资金等多重渠道共同支撑的支出。在这一口径下,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并不等于地方存在同等规模的财政缺口,也不能据此认定地方财政已经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财政收入分配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自给率常年维持在50%-60%之间。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叠加,地方普遍面临增收压力,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快增长,财政自给率略有下降,2025年为49.95%。
针对个别省份单季度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现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解释,这主要是少数经济总量较大、税源相对集中、总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短期收支调度形成的阶段性现象,全年口径下从未有省份能够仅凭本级收入覆盖全部支出。
刘志阔认为,相比是否跨过100%这条线,更重要的是观察指标变化的幅度、持续时间,以及背后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比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是否稳定,税收收入质量是否下降,刚性支出压力是否持续增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能否及时足额下达,以及基层财政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基本民生、工资和机构运转。
刘志阔说,当前,部分地区自主财力增长相对缓慢,而养老、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和债务付息等支出具有较强刚性。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地区间财力差异,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但如果地方可自主统筹的财力持续收窄,也可能影响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支出和推动发展的能力。
这位经济学者强调,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地方财政面临的实际困难。未来既要继续发挥转移支付的均衡和保障作用,也要重视增强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统筹能力。
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今年财政部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2.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同时,压减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增加财力性转移支付,选择部分省份探索开展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支持地方财政平稳运行。
但隐患仍在。许生说,相比于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条100%分界线,而是近20年来全国财政保障率持续走低、财政收支愈发依赖赤字与债务的长期趋势。
自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扩大基建、民生、产业扶持支出,支出增速长期高于税收收入增速,保障率逐年下滑。2019年全国财政保障率降至80.2%,2025年进一步跌至75.2%;根据2026年全国预算安排,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超30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22万亿元,财政保障率为73.5%,意味着全年近27%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等资金予以支撑。
面对挑战,不少专家学者长期建言献策。比如要理顺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从源头减轻基层负担。
刘志阔提出,对于社会保障、跨区域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备全国外溢性的事项,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承担比例,避免“政策上级制定、资金基层买单”;清晰划分地方性专属事权边界,杜绝事权层层下移、财力配套不足的问题。同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压实省级财政统筹均衡责任,推动财力向县乡基层下沉,缓解基层“小马拉大车”困境。
“但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地方发展方式,拓宽稳定税源。”许生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核心应转向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吸引人口与要素集聚,构建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宏观层面持续稳定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是缩小全国财政收支缺口、降低债务依赖的核心抓手。
大家的共识是,只有税收收入实现合理稳定增长,才能逐步提高全国财政保障率,缓解地方长期财力紧张局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均斌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11日 05版
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并不等于地方存在同等规模的财政缺口,也不能据此认定地方财政已经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财政收入分配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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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财政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大众的敏感神经。7月以来,一张汇总一季度各省财政数据的图表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图表显示一季度我国全部省份财政自给率均低于100%,无一省实现财政自平衡。不少网友将此解读为“地方财政全面承压、收支失衡”,相关话题持续发酵。
近日,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在富在上半年财政收支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专门就此作出回应: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除自身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外,还包括上级转移支付、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等。由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财政自给率低于100%是常态。
也就是说,财政自给率确实低于100%,但以此判断地方财政不健康、运行失稳是误读。
所谓财政自给率,是指一个地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财政收支平衡指标,而是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覆盖程度。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许生表示,财政自给率的分子是地方分成后形成的本级收入,分母则包含由本级收入和中央转移支付、预算调入资金等多重渠道共同支撑的支出。在这一口径下,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并不等于地方存在同等规模的财政缺口,也不能据此认定地方财政已经无法实现收支平衡。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我国财政收入分配与支出责任划分的制度安排。
事实上,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自给率常年维持在50%-60%之间。近年来,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等因素叠加,地方普遍面临增收压力,同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保持较快增长,财政自给率略有下降,2025年为49.95%。
针对个别省份单季度财政自给率超过100%的现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解释,这主要是少数经济总量较大、税源相对集中、总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短期收支调度形成的阶段性现象,全年口径下从未有省份能够仅凭本级收入覆盖全部支出。
刘志阔认为,相比是否跨过100%这条线,更重要的是观察指标变化的幅度、持续时间,以及背后的收入和支出结构。比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是否稳定,税收收入质量是否下降,刚性支出压力是否持续增加,中央和省级转移支付能否及时足额下达,以及基层财政是否能够有效保障基本民生、工资和机构运转。
刘志阔说,当前,部分地区自主财力增长相对缓慢,而养老、教育、医疗、社会救助和债务付息等支出具有较强刚性。转移支付能够弥补地区间财力差异,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但如果地方可自主统筹的财力持续收窄,也可能影响地方根据实际情况安排支出和推动发展的能力。
这位经济学者强调,财政自给率低于100%具有制度上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地方财政面临的实际困难。未来既要继续发挥转移支付的均衡和保障作用,也要重视增强地方财政的稳定性、可预期性和统筹能力。
为增强地方财力保障,今年财政部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10.42万亿元,资金规模连续四年保持在10万亿元以上。下达均衡性转移支付2.8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3.7%。同时,压减部分专项转移支付用于增加财力性转移支付,选择部分省份探索开展整合统筹使用转移支付资金试点,增强地方自主财力和统筹能力。在育儿补贴、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等方面,阶段性提高中央负担比例,缓解地方财政支出压力,支持地方财政平稳运行。
但隐患仍在。许生说,相比于财政自给率低于100%,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这条100%分界线,而是近20年来全国财政保障率持续走低、财政收支愈发依赖赤字与债务的长期趋势。
自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持续扩大基建、民生、产业扶持支出,支出增速长期高于税收收入增速,保障率逐年下滑。2019年全国财政保障率降至80.2%,2025年进一步跌至75.2%;根据2026年全国预算安排,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超30万亿元,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22万亿元,财政保障率为73.5%,意味着全年近27%的财政支出需要依靠发行赤字国债等资金予以支撑。
面对挑战,不少专家学者长期建言献策。比如要理顺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从源头减轻基层负担。
刘志阔提出,对于社会保障、跨区域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具备全国外溢性的事项,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承担比例,避免“政策上级制定、资金基层买单”;清晰划分地方性专属事权边界,杜绝事权层层下移、财力配套不足的问题。同步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压实省级财政统筹均衡责任,推动财力向县乡基层下沉,缓解基层“小马拉大车”困境。
“但最根本的出路在于转变地方发展方式,拓宽稳定税源。”许生说,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地方竞争核心应转向优化营商环境、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吸引人口与要素集聚,构建长期稳定的税收来源。宏观层面持续稳定经济增长、扩大税基,是缩小全国财政收支缺口、降低债务依赖的核心抓手。
大家的共识是,只有税收收入实现合理稳定增长,才能逐步提高全国财政保障率,缓解地方长期财力紧张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