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安顺激活驻外大学生团工委

　　8月8日周六下午，贵州省安顺市的若飞广场早早就人头攒动。这里紧邻王若飞故居，是安顺城区最热闹的广场。

　　下午3点多，年轻的父母牵着孩子们的手，排队等着做漆扇、套圈。广场另一头，帐篷里，孩子们专注地参加写数字大赛，如果20分钟内正确地写完500个数字，可以获得一个毛绒玩具；还有人蒙着眼睛参加原地踏步比赛。

　　直到夜里10点多，这场热闹才接近尾声。舞台上的年轻人挥着荧光棒唱起最后一首歌。舞台后的大屏幕上，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名字依次出现。

　　直到这时，重庆移通学院大三学生石金豪才闲下来，看了一会儿演出。

　　这是安顺市青年嘉年华暨西秀区第四届青年荧光音乐节。石金豪笑着说，这届音乐节的活动通知还没拟好，他们就陆续接到询问电话。

　　这场活动的背后有一群和石金豪一样的返乡大学生，他们为这场活动筹备了两三个月。筹备期间，这群年轻人学着联系政府部门、寻找赞助商、筛选节目。他们在一件件繁杂的小事中认识家乡，也认识自己。

　　音乐节背后的驻外大学生团工委

　　音乐节当天，石金豪早上8点就到了若飞广场。作为安顺市驻外大学生团工委委员，他是这场活动的骨干之一，要搬运物料、联系商家、检查各个环节，还要随时处理计划外的状况。

　　最后一次彩排前，有位演员突然提出，演出需要几把椅子。眼看彩排快开始了，石金豪赶紧联系附近社区和合作商家，却没有借到合适的椅子。他只得请人临时去买，总算没有耽误彩排。

　　在音乐节筹备工作中，他们需要常常面对这些琐事。

　　筹备期间，石金豪和伙伴们一起拟定、修改活动方案，发布招募通知，筛选节目、联系演员、设计和制作物料。这群习惯了校园生活秩序的大学生，要开始面对一件件突发状况。

　　今年，筹备人员收到40多个节目，最终选出20多个。距离活动还有两三天，一名原定压轴出场的歌手临时退出，他们只得联系另一支乐队，请对方增加一个节目。

　　节目的内容和顺序也经过多轮调整。当地文化部门从演出效果出发提出修改意见，大学生们则担心过多删减节目会影响演出者的积极性，希望尽可能给年轻人留下展示的舞台。这群年轻人一次次联系演员、与文化部门交换意见，调整节目单。

　　音乐节招募了40多名志愿者，大都是在校大学生。但石金豪注意到，不少志愿者还带来朋友帮忙，现场又多了六七十名“编外”志愿者。

　　这群年轻人还印制了1000张集章卡。游客每参加一项活动就能盖一个章，集满7个章可以领取奖品。印章上的图案也是大学生们自己设计的，有黄果树大瀑布、龙宫等安顺著名景点。晚上的音乐节还没开始，这些集章卡就被领取一空。

　　傍晚6点多，演职人员举着活动展板穿过顾府街，为音乐节做最后的宣传。顾府街是安顺市有名的小吃街，沿途有游客兴奋地向他们索要展板，跟着队伍一起走。

　　在这场音乐节上，贵飞公司员工马彬报名表演B-box，并演唱陶喆的歌曲《飞机场的10:30》，他还邀请了几个同事来看节目。马彬听到主持人与观众互动，询问安顺的风俗、特色，觉得这能让人了解当地文化，“还挺有意义的”。

　　这场由年轻人筹办的音乐节并不完美。马彬感觉，部分节目的沟通还有改进空间。对于主办活动的大学生来说，这些不完美也是体验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把这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是安顺市驻外大学生团工委。

　　安顺市驻外大学生团工委书记易宏阳介绍，团工委成立于2016年。此后，安顺市西秀区也建立了驻外大学生团工委，逐步建起由宣传部、外联部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体系。目前，西秀区24个乡镇、街道均设有驻外大学生团工委工作站。

　　当地还建有多个安顺籍大学生联络群，群成员已有5000多人。每年寒暑假前，团工委便在群里发布活动信息，动员返乡大学生参加。

　　但每次活动的经费都来得不容易。大学生们需要自己寻找愿意提供资金或物资的企业。

　　去年年底，石金豪第一次学着去拜访企业。他坐在一旁，观察学长怎样介绍活动、询问企业需求。谈过几家后，学长让他试着开口。

　　今年，这名同学大学毕业，石金豪成了“拉赞助”的主力。每次拜访企业前，他会提前查询企业信息，了解公司的业务和企业文化，也留意企业负责人的关注点。

　　为了筹措这次音乐节的经费，石金豪跑了上百家企业。虽然自己只是在校大学生，开口请对方提供赞助，却不怯场：“就算他是一位很厉害的企业家，我能见到他，我们就能平等地对话。”

　　这种自信为他赢得了对方的尊重。有的老板听完介绍后，与他聊起自己过去参加青年活动的经历；有的老板兴致勃勃地和他探讨家乡的篮球事业，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石金豪在上百次走访中体会到了挫折和成功：有的企业起初答应赞助，临近活动却联系不上；有的企业虽然不提供资金支持，但愿意提供物资；还有的企业起初不了解这项活动，后来主动表示愿意支持。

　　在这群年轻人的努力下，这场音乐节共得到各家企业的7万元现金赞助，还有银行提供抵扣券、食品公司无偿提供饮料等。

　　在服务家乡中认识家乡

　　音乐节只是安顺市驻外大学生团工委组织的众多活动中的一项。

　　每到寒暑假前两三个月，团工委成员便开始在线上讨论下一次假期的活动。湖南大学大一学生谭思棋去年加入安顺市西秀区驻外大学生团工委。她看到，为了给当地孩子举办公益托管班，大家在会议中展开激烈争论：有人建议带着孩子写作业、补课；也有人认为，孩子放了假，应该多参加一些趣味活动。

　　在一次次实践中，这群年轻人成为服务家乡的新生力量。

　　新冠疫情期间，驻外大学生团工委的年轻人进入方舱医院服务；春节前后，这些年轻人在火车站和人流量密集的广场服务，为返乡人员指路，给环卫工人、交警和外卖员等户外工作者送上物资；暑假，他们在社区参与儿童托管。

　　大二女生程莉去年也报名加入安顺市西秀区驻外大学生团工委，这个文静的姑娘希望增加一些社会阅历。加入不久，她便参加了寒假的“暖冬行动”。

　　程莉和其他志愿者负责若飞广场的站点，向路过的市民介绍活动、发放物资。在那次活动中，程莉看到，有人以为他们在推销，充满戒备；有人想多拿几份物品，反复跟志愿者“磨”。

　　她也遇到过暖心时刻：一名擅长书法的志愿者在广场上写“福”字送给市民，有位路过的老人也是书法爱好者，特意停下来教年轻人运笔技巧，还写了一张“福”字送给志愿者。

　　进入团工委后，程莉发现，每次活动背后都有大量的琐碎工作。招募志愿者时，她要统计每个人的返乡时间、特长和意愿，再分配岗位；有人临时不能参加，还要安排机动人员补位。

　　筹备这次音乐节时，她要在表演者与相关部门之间反复传递意见。音乐节当天，赞助物资运到现场后无处存放，她和伙伴们又想办法借到一间闲置商铺。

　　程莉在学校也参加过学生工作，但她觉得，学校里的老师、同学会给她充分的试错机会，在社会上却不一样。

　　面对企业、演员和合作部门，她既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又不能一味让步，而是要把自己的需求表达清楚，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她形容，自己开始学着“像个大人一样说话做事”。

　　参加团工委还给了她一些意外收获。

　　程莉在哈尔滨上学，在这座离家约3000公里的城市，她一直渴望找到安顺老乡，“但我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也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建立联系”。

　　在参加“暖冬行动”时，程莉认识了一名同在哈尔滨上大学的安顺学生。回到学校后，两人不时相约去吃烙锅、酸汤火锅等贵州美食，“很有家的感觉”。

　　在一次次实践中，大学生们也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选择。

　　刚进大学时，程莉看到有的同学已经开始准备考研，有的则早早为就业做打算，而她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该走哪条路。经过一年的实践，她开始更具体地考虑自己的未来，决定要先继续钻研专业。

　　易宏阳看到，许多年轻人最初只是想参加一次志愿活动，或者积累社会实践经历。做过几次活动后，有人开始承担文件起草、人员管理和项目协调工作，逐渐成为新的负责人。

　　“有意义的事，才能托住人生”

　　刚上大学时，石金豪一度陷入迷茫。

　　高中生活有明确的目标，但石金豪发现，进入大学后，未来突然变成一片空白。他甚至考虑过先休学一段时间、到社会上看看，再决定接下来的路怎么走。

　　石金豪喜欢读书。高中时，他爱读《月亮和六便士》《小王子》等小说，也看心理学和哲学书籍，还和朋友互相分享读书心得。

　　但阅读并没有让这名大学新生摆脱虚无感。他想了想，说：“实践跟不上认知的时候，是很难受的。”

　　在他看来，“当你了解的东西比较多，如果不去实践、不出去看看，整个人会陷入更大的荒芜。”

　　正在迷茫时，有个朋友邀请他加入一个QQ群，说是家乡的大学生志愿者群。至于群里具体做什么，这个朋友也说不清楚。

　　石金豪进入群聊，后来报名参加驻外大学生团工委。刚加入团工委时，他负责给志愿者录入服务时长。这份工作简单而重复。后来，他开始参与招新面试。今年，他成了音乐节的执行骨干之一。

　　随着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他面对的人也越来越多。从小孩到老人，从政府部门到企业，他笑称，自己接触到了“一个完整的人生”。

　　这条实践的道路不算轻松：活动方案改到深夜是常事；企业拒绝赞助时，他要赶紧联系其他企业；活动现场突然缺少物资，他必须马上想办法解决。

　　在这个过程中，石金豪也重新认识了家乡。

　　安顺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但参加驻外大学生团工委后，他开始留意当地活动的主办方和赞助方，了解本土企业的业务、企业文化和企业负责人所关心的事。

　　音乐节那天夜里10点多，演出结束，人群散去。石金豪和伙伴们还要清点物资、清理广场上的垃圾。夜里12点多，他又接到电话，得知一处借用的场地还没有打扫干净，便和伙伴们赶过去收拾。

　　这一天，他只在演出接近尾声时有过片刻空闲。

　　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演职人员登台合唱《奔跑》。舞台上，人们挥着荧光棒，他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名字缓缓滚动——这些名单是他一遍遍核对过的，“一个都不会落下的”。

　　石金豪停下来看了一会儿，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挺有意义的，团结了一群年轻人。”这一天，他在各个活动点位之间来回走了不下10次，手机记录了约3.5万步。等打扫完现场卫生，他回到家时已接近凌晨2点。

　　谈到这两年在团工委的经历，石金豪反复提到“意义”。他说：“参加团工委，还是想做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事。”

　　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试着解释自己对“意义”的理解：“如果在吃喝玩乐上寻找人生意义，会撑不住，会陷入一种空虚和虚无的状态。”

　　他又说：“这些比较有意义的事才能托得住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