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蹲下来，孩子的世界才会被看见

　　参与首届“同颂中华·全国青少年志愿文学创作与诵读大赛”（以下简称“志愿大赛”）评审后，我越来越觉得，这类面向广大青少年的公益文学活动，有一种特别朴素而重要的价值：让文学回到作品本身，让真正有才华、有创造力的孩子获得被看见的机会。

　　我参加过不少文学活动，也长期参与广东省（粤港澳）小学生诗歌季等面向青少年的公益文学活动。这类由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推动的活动，意义非常实在。它们不是文学圈内部的自我循环，而是真正把文学送进学校、送到孩子身边，让文学成为一种公共文化教育。

　　首届志愿大赛吸引全国近30万名选手报名，覆盖12955所学校。这样大的参与面本身就说明，青少年对于文学、诗歌和表达仍然有着旺盛的需求。

　　我们常常担心，短视频时代的孩子离文学越来越远。但实际上，只要给他们一个合适的入口，他们愿意写，也能够写出让成年人吃惊的作品。

　　相比比赛规模，我更看重的是文学评审对于公平原则的坚持。

　　在青少年文学活动中，公平尤其重要。评审首先应该面对作品，而不是面对孩子背后的学校、城市、家庭背景以及其他身份标签。

　　一首诗摆在评委面前，就是一首诗。你不知道作者来自名校还是普通学校，不知道来自大城市还是偏远地区，也不知道他的父母从事什么职业。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成为评判作品的依据。最后能够说话的，只能是作品本身。

　　本次大赛在相关评审环节中尽可能减少地域、学校等外部信息对判断的影响。这种设计看起来只是一个细节，实际上非常重要。文学评审一旦把身份拿掉，孩子才真正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无论来自普通家庭还是优渥家庭，无论来自发达地区还是相对偏远的地方，面对作品时都应该是同一个标准。

　　公平并不是对某一类孩子给予人为倾斜，而是不因任何外部身份增加或减少一首作品的分量。

　　来自教育资源相对不足地区的孩子，不应该因为地域而被低估；同样，来自大城市、名校或者条件较好家庭的孩子，也不应该因为自己的背景而被先入为主地怀疑，或者被人为提高门槛。文学评审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把这些标签暂时放在一边，只看作品究竟写得怎么样。

　　这种意义上的“唯作品论”，保护的其实是所有孩子。

　　真正的文学天赋，并不按照城市等级、学校排名和家庭条件来分配。一个偏远地区的孩子可能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可能写出非常好的诗；同样，一个生活在发达城市、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如果他的作品确实优秀，也应该凭作品得到肯定。不能因为背景加分，也不能因为背景减分。文学最终还是要让作品自己说话。

　　文学恰恰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穿透现实条件和身份差异，让一个人的感受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直接呈现在别人面前。

　　此次大赛中，西藏、青海、新疆等地部分选手通过线上方式参与国赛。这也拓展了公益文学活动的边界。一个全国性的青少年文学活动，如果能够尽可能不让地域、交通和现实条件成为参与的障碍，它所体现的就不仅是比赛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平等。参与机会应该尽可能公平，而作品评判则应该坚持同一把尺子。

　　我也很看重“志愿文学”这个概念。

　　“志愿”并不意味着文学成为某种口号，相反，它应该帮助青少年重新认识文学与人的关系。文学最根本的东西还是人。一个孩子能够感受到别人的悲欢，能够看见弱小者，能够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和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本身就是文学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此，我在志愿大赛国赛南部赛区公开课上并不只谈写作技巧，也反复提醒孩子：诗歌的格局，最终取决于一个人的心灵格局。

　　技巧可以学习，词语可以训练，但一个人愿不愿意认真观察世界、理解别人，愿不愿意保留善意、好奇心和独立判断，最终决定了一首诗能够走多远。

　　一个孩子写出一首好诗，当然值得高兴。但比一首诗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写作学会了感受、思考和表达。如果几十万孩子因为一次比赛，开始认真看一棵树、一条河、一个劳动者，开始想一想别人为什么快乐、为什么难过，那么文学教育的意义就已经发生了。

　　正因如此，我愿意把参与这样的活动称为“一件善事”。

　　我们这一代文学工作者能够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为年轻人多打开几扇门。未必每一个参加比赛的孩子将来都会成为作家、诗人，但他曾经因为文学认真观察过世界，曾经努力用自己的语言说出一种感受，这种经验可能会陪伴他很久。

　　文学教育真正应该保护的，不只是未来的诗人，而是一代人的想象力、感受力和表达能力。

　　（作者系著名诗人。出版《杨克的诗》《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等14部中文诗集、4部散文随笔集和1本文集，获意大利弗朗切斯科·詹皮特里国际文学奖、英国“剑桥银柳叶徐志摩诗歌奖”、罗马尼亚版权总公司杰出诗人奖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第十届主席团委员。曾任第四届中国诗歌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