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拼蟹”说起,青年社交的轻量化转型
曾骊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31日 06版)
8月中旬开始,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拼蟹”帖子在网络社交平台热度居高不下。拼蟹的多为年轻人,“蟹友”们表示,蟹好不好难说,情绪价值很高。在流动性增强与媒介化社会深化的背景下,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发生了“轻量化”的显著变化。他们不断开拓多元化的社交方式,社群社交、趣缘社交受到追捧,“零糖社交”和“搭子文化”重塑人际关系,折射出一种精准匹配与低负担的友谊模式。
年轻人“社”与“交”的变化
传统社会中,社交活动多嵌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呈现出强联结、长周期、高情感投入的典型特征。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便形象地揭示了这一人际结构: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由近及远建立关系,亲疏远近决定交往义务及情感强度。在这一格局下,年轻人的社交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邻里、班级和单位等相对固定的场域,朋友多来自“共同生活”而非“主动选择”。这类社交模式具有鲜明的道德化与义务化色彩,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成为维系关系的核心机制,“人缘好”“朋友多”则被视作衡量社交能力的重要依据,“友谊的小船”以共同经历、深度倾诉、长期相处为标志。具体到校园情境,大学生的主要社交场景局限于宿舍、班级和社团,集体主义、互帮互助和团结同学等价值取向被反复强调。
随着当代社会的流动性持续增强,个体日益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人们频繁穿梭于不同区域、组织与角色之间,关系形态趋于短暂、多元且高度可替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以“液态现代性”概括这一状态:稳定的社会纽带被临时性联结所取代,人们更倾向易于进入也易于退出的关系。当年轻人离乡求学、异地就业成为常态,血缘与地缘的纽带渐趋松弛,业缘关系亦因职业流动频繁而失去稳固性。社交对象从“注定相遇的人”转变为“可选择的人”,关系维系的目标不再执着于天长地久,而更注重当下的适配度与舒适感。与此同时,年轻人愈发珍视自我边界、情绪体验与主体性,社交动机从“义务”导向转向体验驱动。
媒介化社会中,社交活动深度嵌入数字平台,既有的社交规则与交往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赋予年轻人诸多自主权,可见性、可编辑性与可连接性不仅助力其精准展示自我、管理前台形象,更可通过兴趣标签与算法推荐高效寻得同好。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的“拟剧理论”在数字时代进一步凸显价值,社交行为演变为一种可策划、可切换、可量化的策略性实践。诸如“MBTI人格测试”及“i人”“e人”等标签,俨然成为年轻人的社交说明书,有效降低了初次交往中的破冰成本。网络空间中,轻联结大量涌现,弹幕、评论区、游戏房间乃至线上自习室,都构成了新型社交空间。
“社”的外延被极大拓展,“交”的方式日趋多元,社交不再必然指向深度关系,而可涵盖短暂陪伴、信息共享与情感共鸣等多重形态。由此,年轻人在社交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期待:既渴望联结,又避免过度卷入;既需要陪伴,又不让边界模糊。
社交方式变化不等于社交能力下降
以家族、邻里、单位为纽带的传统社交,其成员同质性较强,共同体结构相对稳固。而在当下,社群社交与趣缘社交已跃升为年轻人交往的重要方式,典型样态包括二次元社群、剧本杀拼场、演唱会搭子、健康搭子、考研搭子等。这种新型社交并非对传统社交的简单替代,而更多表现为一种功能上的补充与结构上的分化:传统社交承载着归属感与深层情感支持,趣缘社交则侧重于兴趣实现与情绪满足。以“拼蟹”为例,一群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因共享吃蟹的意愿而短暂集聚,关系边界清晰明确,情感负担较低,却能切实提供陪伴感与情绪价值。这种“轻关系”恰好契合了高流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青年群体的需求。
传统社交强调整体融入与集体同质,个体通常需要主动适应群体规范,甚至在某些时候以牺牲个性来换取群体认同。相较之下,当下的社交方式更强调精准匹配与按需联结。通过算法推荐、标签筛选、垂直社群等技术手段,年轻人得以迅速找到属于自己的“同温层”。“搭子文化”则将社交需求精细拆解为吃饭、运动、娱乐、学习等具体生活场景,每个搭子承担一项明确功能,无需全面介入彼此的私人生活。零糖社交则强调不黏腻、不越界、不索取,追求“低糖低卡”的情感联结模式。在这种新社交结构中,年轻人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获得适度陪伴,既精准满足社交需求,又降低了交往成本。这一选择背后,既隐含着风险意识,也体现出清晰的自我保护逻辑。对当代年轻人而言,这并非逃避社交,而是一种对社交边界与交往节奏的重新调适。
有观点担忧年轻人正陷入“社恐”乃至“原子化”困境,但事实上,社交并未消逝,而是以更为多样化的形态持续存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自陈“社恐”的年轻人,在面对自身感兴趣的话题时往往展现出极高的活跃度;一些不热衷参与集体活动的大学生,却在网络社区中拥有大量志趣相投的好友。一些媒体传播叙事过度放大“社恐”标签,却容易忽视年轻人在趣缘圈层中积极表达与深度联结的另一面。因此,不应简单地将社交方式的变化等同于社交能力的下降,而应正视其背后的社交逻辑转型,即从外部规范驱动转向内在需求驱动,从追求稳定归属转向拥抱弹性联结。这种转变,既源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也是个体在流动社会中的主动选择。
现代社会转型下对年轻人社交的引导
其一,关注现实语境下的“在社年轻人”。所谓“在社年轻人”,指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在趣缘圈层中表达自如,却在校园及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沉默、疏离倾向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线上社交能够提供安全感与掌控感,而线下社交则往往伴随不确定性与社交压力。对此,既不宜简单否定线上社交的价值,亦不应强制他们走出“舒适区”,而应在尊重其边界感的前提下,提供低门槛、场景化的现实交往机会。高校可在新生入学、课程学习、社团招新、宿舍文化节等关键节点,借助项目式学习、兴趣小组、志愿服务、文体竞赛等方式,让社交在共同参与中自然发生。对于带有“社恐”倾向的学生,不贴标签,不急于矫正,而是要创造可选择、可退出的包容性交往环境,帮助他们在现实互动中积累正向情感体验,逐步建立起交往的信心。
其二,关注“交”之传统的工具化倾向。传统交往中,既有“以文会友”“君子之交淡如水”等优秀文化内涵的传承,也存在“人情投资”“人脉积累”等工具性取向。当下,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社交工具化倾向。他们倾向于将人脉拓展、资源交换、评优保研、就业内推等功利性目标作为交往目的,视朋友为“可调用的资源”。这种工具化倾向,不仅消解了友谊本身的真诚性与公共性,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功利化竞争与社交倦怠。对此,应着重引导大学生回归“交”的价值理性:友谊不仅是资源,更是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过程。高校可通过通识教育、经典阅读、朋辈互助等途径,培育“无用之用”的交往形态,让学生在协作实践中学会理解他人、信任彼此,建立与朋友共同面对喜怒哀乐的能力。同时,应警惕将社交能力简单等同于人脉经营,避免校园关系过早沾染过重的功利色彩。
其三,关注“交”的超越性与现实性。所谓“交”的超越性,是指交往应超越即时满足与浅层愉悦,指向共同理想、公共关怀与精神成长。从“搭子”走向“伙伴”,从“情绪价值”升华为“价值认同”,需要高校通过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等集体活动,将个体的兴趣火花汇聚为共同的目标追求,让年轻人在共同做事中自然生长出深层关系。而“交”的现实性,则强调面对面的身体在场、真实矛盾的化解,以及非语言交流、长周期陪伴所带来的不可替代经验。媒介化社交再如何便捷,也无法取代一起经历困难、分享喜悦、共担责任时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基于此,应引导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保持线上社交与线下交往的平衡,学会倾听、表达、协商与包容,从而提升现实交往的韧性,使其既能在轻联结中获得安全感,也能在深关系中收获成长。
年轻人交朋友的方式改变,既是社会转型在个体关系层面的投射,也是科技发展重塑交往形态的结果。随着新学年开启,引导大学新生融入校园生活、走向现实社会,其要义并非促其回归传统社交模式,而是在尊重新型社交逻辑的基础上,使“社”有温度、“交”有厚度。唯有如此,年轻人方能在流动性与媒介化交织的时代语境中,保持自我的轻盈,获得关系的厚重,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骊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8月31日 06版
8月中旬开始,在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拼蟹”帖子在网络社交平台热度居高不下。拼蟹的多为年轻人,“蟹友”们表示,蟹好不好难说,情绪价值很高。在流动性增强与媒介化社会深化的背景下,年轻人的社交方式发生了“轻量化”的显著变化。他们不断开拓多元化的社交方式,社群社交、趣缘社交受到追捧,“零糖社交”和“搭子文化”重塑人际关系,折射出一种精准匹配与低负担的友谊模式。
年轻人“社”与“交”的变化
传统社会中,社交活动多嵌入血缘、地缘和业缘等相对稳定的关系网络,呈现出强联结、长周期、高情感投入的典型特征。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便形象地揭示了这一人际结构: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像水波纹一样由近及远建立关系,亲疏远近决定交往义务及情感强度。在这一格局下,年轻人的社交空间主要集中于家庭、邻里、班级和单位等相对固定的场域,朋友多来自“共同生活”而非“主动选择”。这类社交模式具有鲜明的道德化与义务化色彩,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成为维系关系的核心机制,“人缘好”“朋友多”则被视作衡量社交能力的重要依据,“友谊的小船”以共同经历、深度倾诉、长期相处为标志。具体到校园情境,大学生的主要社交场景局限于宿舍、班级和社团,集体主义、互帮互助和团结同学等价值取向被反复强调。
随着当代社会的流动性持续增强,个体日益从传统共同体中“脱嵌”,人们频繁穿梭于不同区域、组织与角色之间,关系形态趋于短暂、多元且高度可替代。英国社会学家鲍曼以“液态现代性”概括这一状态:稳定的社会纽带被临时性联结所取代,人们更倾向易于进入也易于退出的关系。当年轻人离乡求学、异地就业成为常态,血缘与地缘的纽带渐趋松弛,业缘关系亦因职业流动频繁而失去稳固性。社交对象从“注定相遇的人”转变为“可选择的人”,关系维系的目标不再执着于天长地久,而更注重当下的适配度与舒适感。与此同时,年轻人愈发珍视自我边界、情绪体验与主体性,社交动机从“义务”导向转向体验驱动。
媒介化社会中,社交活动深度嵌入数字平台,既有的社交规则与交往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社交媒体的技术可供性赋予年轻人诸多自主权,可见性、可编辑性与可连接性不仅助力其精准展示自我、管理前台形象,更可通过兴趣标签与算法推荐高效寻得同好。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所提出的“拟剧理论”在数字时代进一步凸显价值,社交行为演变为一种可策划、可切换、可量化的策略性实践。诸如“MBTI人格测试”及“i人”“e人”等标签,俨然成为年轻人的社交说明书,有效降低了初次交往中的破冰成本。网络空间中,轻联结大量涌现,弹幕、评论区、游戏房间乃至线上自习室,都构成了新型社交空间。
“社”的外延被极大拓展,“交”的方式日趋多元,社交不再必然指向深度关系,而可涵盖短暂陪伴、信息共享与情感共鸣等多重形态。由此,年轻人在社交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期待:既渴望联结,又避免过度卷入;既需要陪伴,又不让边界模糊。
社交方式变化不等于社交能力下降
以家族、邻里、单位为纽带的传统社交,其成员同质性较强,共同体结构相对稳固。而在当下,社群社交与趣缘社交已跃升为年轻人交往的重要方式,典型样态包括二次元社群、剧本杀拼场、演唱会搭子、健康搭子、考研搭子等。这种新型社交并非对传统社交的简单替代,而更多表现为一种功能上的补充与结构上的分化:传统社交承载着归属感与深层情感支持,趣缘社交则侧重于兴趣实现与情绪满足。以“拼蟹”为例,一群原本陌生的年轻人因共享吃蟹的意愿而短暂集聚,关系边界清晰明确,情感负担较低,却能切实提供陪伴感与情绪价值。这种“轻关系”恰好契合了高流动、快节奏现代生活中青年群体的需求。
传统社交强调整体融入与集体同质,个体通常需要主动适应群体规范,甚至在某些时候以牺牲个性来换取群体认同。相较之下,当下的社交方式更强调精准匹配与按需联结。通过算法推荐、标签筛选、垂直社群等技术手段,年轻人得以迅速找到属于自己的“同温层”。“搭子文化”则将社交需求精细拆解为吃饭、运动、娱乐、学习等具体生活场景,每个搭子承担一项明确功能,无需全面介入彼此的私人生活。零糖社交则强调不黏腻、不越界、不索取,追求“低糖低卡”的情感联结模式。在这种新社交结构中,年轻人在保持个体独立性的同时,获得适度陪伴,既精准满足社交需求,又降低了交往成本。这一选择背后,既隐含着风险意识,也体现出清晰的自我保护逻辑。对当代年轻人而言,这并非逃避社交,而是一种对社交边界与交往节奏的重新调适。
有观点担忧年轻人正陷入“社恐”乃至“原子化”困境,但事实上,社交并未消逝,而是以更为多样化的形态持续存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自陈“社恐”的年轻人,在面对自身感兴趣的话题时往往展现出极高的活跃度;一些不热衷参与集体活动的大学生,却在网络社区中拥有大量志趣相投的好友。一些媒体传播叙事过度放大“社恐”标签,却容易忽视年轻人在趣缘圈层中积极表达与深度联结的另一面。因此,不应简单地将社交方式的变化等同于社交能力的下降,而应正视其背后的社交逻辑转型,即从外部规范驱动转向内在需求驱动,从追求稳定归属转向拥抱弹性联结。这种转变,既源于社会结构的深层变动,也是个体在流动社会中的主动选择。
现代社会转型下对年轻人社交的引导
其一,关注现实语境下的“在社年轻人”。所谓“在社年轻人”,指那些在社交媒体上活跃、在趣缘圈层中表达自如,却在校园及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沉默、疏离倾向的年轻人。他们认为,线上社交能够提供安全感与掌控感,而线下社交则往往伴随不确定性与社交压力。对此,既不宜简单否定线上社交的价值,亦不应强制他们走出“舒适区”,而应在尊重其边界感的前提下,提供低门槛、场景化的现实交往机会。高校可在新生入学、课程学习、社团招新、宿舍文化节等关键节点,借助项目式学习、兴趣小组、志愿服务、文体竞赛等方式,让社交在共同参与中自然发生。对于带有“社恐”倾向的学生,不贴标签,不急于矫正,而是要创造可选择、可退出的包容性交往环境,帮助他们在现实互动中积累正向情感体验,逐步建立起交往的信心。
其二,关注“交”之传统的工具化倾向。传统交往中,既有“以文会友”“君子之交淡如水”等优秀文化内涵的传承,也存在“人情投资”“人脉积累”等工具性取向。当下,一部分大学生存在社交工具化倾向。他们倾向于将人脉拓展、资源交换、评优保研、就业内推等功利性目标作为交往目的,视朋友为“可调用的资源”。这种工具化倾向,不仅消解了友谊本身的真诚性与公共性,也在客观上加剧了功利化竞争与社交倦怠。对此,应着重引导大学生回归“交”的价值理性:友谊不仅是资源,更是共同成长、彼此成就的过程。高校可通过通识教育、经典阅读、朋辈互助等途径,培育“无用之用”的交往形态,让学生在协作实践中学会理解他人、信任彼此,建立与朋友共同面对喜怒哀乐的能力。同时,应警惕将社交能力简单等同于人脉经营,避免校园关系过早沾染过重的功利色彩。
其三,关注“交”的超越性与现实性。所谓“交”的超越性,是指交往应超越即时满足与浅层愉悦,指向共同理想、公共关怀与精神成长。从“搭子”走向“伙伴”,从“情绪价值”升华为“价值认同”,需要高校通过社会实践、公益服务等集体活动,将个体的兴趣火花汇聚为共同的目标追求,让年轻人在共同做事中自然生长出深层关系。而“交”的现实性,则强调面对面的身体在场、真实矛盾的化解,以及非语言交流、长周期陪伴所带来的不可替代经验。媒介化社交再如何便捷,也无法取代一起经历困难、分享喜悦、共担责任时所形成的真实关系。基于此,应引导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保持线上社交与线下交往的平衡,学会倾听、表达、协商与包容,从而提升现实交往的韧性,使其既能在轻联结中获得安全感,也能在深关系中收获成长。
年轻人交朋友的方式改变,既是社会转型在个体关系层面的投射,也是科技发展重塑交往形态的结果。随着新学年开启,引导大学新生融入校园生活、走向现实社会,其要义并非促其回归传统社交模式,而是在尊重新型社交逻辑的基础上,使“社”有温度、“交”有厚度。唯有如此,年轻人方能在流动性与媒介化交织的时代语境中,保持自我的轻盈,获得关系的厚重,最终实现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浙江财经大学“中国政府监管与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