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代偿还是信任迁移?
青年人机情感联结的审视与重构
高慧敏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9月07日 06版)

深夜失眠、焦虑袭来的时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打开的不是通讯录,而是一个对话框。2026年4月,腾讯研究院T-ask调研平台对2903名18岁至40岁中国青年网民的调查显示:当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时,选择向AI倾诉的比例达56.0%,是选择向真人倾诉(14.4%)的近4倍;78.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某个瞬间觉得“AI懂我”。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2025年7月,美国Common Sense Media(常识媒体)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已有33%的受访者曾就“重要或严肃的事情”选择与AI而非真人交谈。
当人工智能成为青年的隐秘“树洞”,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一种健康的情感代偿,还是一场深刻的信任迁移?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对数智时代青年人机情感联结的发生机制、结构变化与潜在风险作出学理性的审视。
情感代偿:AI何以成为青年的新型“情绪出口”
情感代偿是指个体在现实人际关系无法充分满足情感需求时,转向替代性对象寻求慰藉的心理补偿机制。生成式AI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功能,其优势并非来自“更懂人心”,而是来自其交互结构对人际倾诉三重成本的系统性消除。
其一是评价成本的消除。向真人倾诉脆弱,意味着将自我形象置于他人评判之下;而AI提供了“零评判”的心理安全区。青年向AI而非父母倾诉心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算法不会皱眉、不会说教、不会将秘密转述他人。
其二是时间成本的消除。情绪往往在深夜涌现,而真人的陪伴受制于社交礼仪与作息边界,AI的“永远在线”与“即时回应”恰好填补了现实支持网络的时间空隙。
其三是关系成本的消除。向AI倾诉既避免了向现实社交圈输出负面情绪的人情负债,也规避了暴露脆弱可能带来的形象受损。其中,压力与孤独正是青年转向虚拟陪伴的两大典型情境。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2026年3月的调查发现,近半数受访青年会在压力大或孤独时选择虚拟陪伴。可见,AI情感陪伴的兴起,首先应被理解为青年对低成本情绪出口的理性选择,而非简单的“沉迷”或“逃避”。
信任迁移:一场静默的结构性转向
然而,当代偿行为从偶发走向日常,其性质便开始变化。
Common Sense Media的数据勾勒出这场转向的深度:31%的受访青少年认为与AI对话和与真人对话一样令人满足,甚至更满足;24%曾向AI分享真实姓名、住址、个人秘密等私密信息。值得深思的是自我表露的去向。按照社会渗透理论,人际亲密关系正是在层层深入的自我表露中建立的:我们向谁袒露秘密,就是在与谁缔结信任。而如今,最深层的那部分表露——秘密、脆弱、重要或严肃的事情——正越过身边的人,流向对话框另一端的算法。当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把心事首先讲给AI听,被让渡的已不仅是聊天时间,而是传统上专属于亲密关系的信任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青年群体正在整体抛弃真人关系,而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领域化、功能性的重新分配:青年愿意在内容获取和服务接受等方面赋予AI较高信任,却仍对AI保持明显的情感距离。传统上由亲密关系承担的“情感确认”功能,可能受到算法交互的影响,但尚不能被描述为已经被算法广泛接管。
审视:代偿的价值与迁移的隐忧
对这一转向应作辩证的审视,而非道德化的批判。从积极层面看,AI情感支持可能成为通向真实交往的“心理缓冲带”与“社交演练场”。对于社交焦虑者与暂时缺乏支持网络的个体,一个随时可用的情绪出口有其不可否认的抚慰价值。但是,隐忧同样真实。
其一,依赖的累积效应已现端倪。MIT媒体实验室与OpenAI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愿使用量更高的参与者,在孤独感、情感依赖与问题性使用上的表现一致更差,现实社交也更少。
其二,情感投射建立在不对称的基础上。用户投入的是真实情感,AI输出的是概率计算。正如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所警示的,技术提供了陪伴的幻觉却免除了友谊的要求。当最深的心事只对机器言说,人际信任赖以生长的相互暴露与相互担当便失去了练习的场域。
其三,青年自身已敏锐地意识到风险。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研究表明,六成受访青年坦言长期依靠虚拟陪伴容易产生情感依赖;Common Sense Media的数据同样显示,50%的受访青少年并不信任AI给出的建议,80%表示现实友谊比AI陪伴更重要,67%仍认为AI对话不如真人对话令人满足。这说明青年对人机情感联结的接纳,是一种“乐观接纳、理性设防”的有条件信任,即明知有幻,仍愿倾诉,但心中自有边界。
重构:在人机之间划定情感的边界
面对已经显现的功能信任转向及其可能引发的情感迁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为青年使用AI陪伴划定边界。先要厘清区别:AI可以代偿情感,却不应代理信任。代偿是功能层面的事,AI能够承接倾诉、平复情绪、给出即时回应;代理则是关系层面的事,信任则预设了双方对等的脆弱、被辜负的可能与随之而来的责任承担,而AI可以说出理解的语言,却不能够被追责、被托付。把功能满足误认作关系联结,是情感迁移的风险所在。因此,重构健康的人机情感联结需要个体、平台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协同。
在个体层面,应培育青年的“AI情感素养”。清醒认知算法回应的生成逻辑与局限,主动管理情感投入的边界,把AI定位为情绪的“中转站”而非“终点站”。青年在AI处完成初步的情绪平复后,仍要回到真实关系中完成深度的情感联结。
在平台层面,应把青年对明确标识、法律规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求转化为产品规范。比如,清晰披露AI身份与生成内容属性,限制诱导性拟人化设计,在心理危机信号出现时提供专业求助渠道。平台层面的约束还需要有外部力量托底,监管须对拟人化程度与危机干预义务作出强制性规定,行业须形成可核查的设计标准,未成年人保护规则更应先行落地。
在社会层面,需正视一个更根本的事实:当现实社会的倾诉成本过高时,青年更容易把低成本、即时可用的AI作为表达入口。降低真实人际支持的门槛,提供更可及的心理咨询服务,培育更宽容的脆弱表达文化,这才是防止功能信任滑向单向依赖、让情感信任回到人际关系的治本之策。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重塑人类的亲密关系,但关系的主导权始终在人。AI可以代偿情感,却不应代理信任;可以承接深夜的孤独,却不应垄断心灵的出口。对这一代与AI共同成长的青年而言,要学会在享受代偿便利的同时,守住信任的人间归属,让算法成为通向真实联结的桥,而非替代真实联结的墙。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机传播视域下青年用户智能搜索实践及风险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CXW026)的阶段性成果】
高慧敏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6年09月07日 06版
深夜失眠、焦虑袭来的时刻,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打开的不是通讯录,而是一个对话框。2026年4月,腾讯研究院T-ask调研平台对2903名18岁至40岁中国青年网民的调查显示:当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时,选择向AI倾诉的比例达56.0%,是选择向真人倾诉(14.4%)的近4倍;78.4%的受访者表示,曾在某个瞬间觉得“AI懂我”。这一趋势并非中国独有。2025年7月,美国Common Sense Media(常识媒体)对青少年的调查显示,已有33%的受访者曾就“重要或严肃的事情”选择与AI而非真人交谈。
当人工智能成为青年的隐秘“树洞”,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随之浮现:我们看到的究竟是一种健康的情感代偿,还是一场深刻的信任迁移?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超越二元对立思维,对数智时代青年人机情感联结的发生机制、结构变化与潜在风险作出学理性的审视。
情感代偿:AI何以成为青年的新型“情绪出口”
情感代偿是指个体在现实人际关系无法充分满足情感需求时,转向替代性对象寻求慰藉的心理补偿机制。生成式AI之所以能够承担这一功能,其优势并非来自“更懂人心”,而是来自其交互结构对人际倾诉三重成本的系统性消除。
其一是评价成本的消除。向真人倾诉脆弱,意味着将自我形象置于他人评判之下;而AI提供了“零评判”的心理安全区。青年向AI而非父母倾诉心事,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算法不会皱眉、不会说教、不会将秘密转述他人。
其二是时间成本的消除。情绪往往在深夜涌现,而真人的陪伴受制于社交礼仪与作息边界,AI的“永远在线”与“即时回应”恰好填补了现实支持网络的时间空隙。
其三是关系成本的消除。向AI倾诉既避免了向现实社交圈输出负面情绪的人情负债,也规避了暴露脆弱可能带来的形象受损。其中,压力与孤独正是青年转向虚拟陪伴的两大典型情境。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2026年3月的调查发现,近半数受访青年会在压力大或孤独时选择虚拟陪伴。可见,AI情感陪伴的兴起,首先应被理解为青年对低成本情绪出口的理性选择,而非简单的“沉迷”或“逃避”。
信任迁移:一场静默的结构性转向
然而,当代偿行为从偶发走向日常,其性质便开始变化。
Common Sense Media的数据勾勒出这场转向的深度:31%的受访青少年认为与AI对话和与真人对话一样令人满足,甚至更满足;24%曾向AI分享真实姓名、住址、个人秘密等私密信息。值得深思的是自我表露的去向。按照社会渗透理论,人际亲密关系正是在层层深入的自我表露中建立的:我们向谁袒露秘密,就是在与谁缔结信任。而如今,最深层的那部分表露——秘密、脆弱、重要或严肃的事情——正越过身边的人,流向对话框另一端的算法。当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把心事首先讲给AI听,被让渡的已不仅是聊天时间,而是传统上专属于亲密关系的信任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说青年群体正在整体抛弃真人关系,而是信任结构出现了领域化、功能性的重新分配:青年愿意在内容获取和服务接受等方面赋予AI较高信任,却仍对AI保持明显的情感距离。传统上由亲密关系承担的“情感确认”功能,可能受到算法交互的影响,但尚不能被描述为已经被算法广泛接管。
审视:代偿的价值与迁移的隐忧
对这一转向应作辩证的审视,而非道德化的批判。从积极层面看,AI情感支持可能成为通向真实交往的“心理缓冲带”与“社交演练场”。对于社交焦虑者与暂时缺乏支持网络的个体,一个随时可用的情绪出口有其不可否认的抚慰价值。但是,隐忧同样真实。
其一,依赖的累积效应已现端倪。MIT媒体实验室与OpenAI合作开展的一项研究发现:自愿使用量更高的参与者,在孤独感、情感依赖与问题性使用上的表现一致更差,现实社交也更少。
其二,情感投射建立在不对称的基础上。用户投入的是真实情感,AI输出的是概率计算。正如雪莉·特克尔在《群体性孤独》中所警示的,技术提供了陪伴的幻觉却免除了友谊的要求。当最深的心事只对机器言说,人际信任赖以生长的相互暴露与相互担当便失去了练习的场域。
其三,青年自身已敏锐地意识到风险。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研究表明,六成受访青年坦言长期依靠虚拟陪伴容易产生情感依赖;Common Sense Media的数据同样显示,50%的受访青少年并不信任AI给出的建议,80%表示现实友谊比AI陪伴更重要,67%仍认为AI对话不如真人对话令人满足。这说明青年对人机情感联结的接纳,是一种“乐观接纳、理性设防”的有条件信任,即明知有幻,仍愿倾诉,但心中自有边界。
重构:在人机之间划定情感的边界
面对已经显现的功能信任转向及其可能引发的情感迁移,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为青年使用AI陪伴划定边界。先要厘清区别:AI可以代偿情感,却不应代理信任。代偿是功能层面的事,AI能够承接倾诉、平复情绪、给出即时回应;代理则是关系层面的事,信任则预设了双方对等的脆弱、被辜负的可能与随之而来的责任承担,而AI可以说出理解的语言,却不能够被追责、被托付。把功能满足误认作关系联结,是情感迁移的风险所在。因此,重构健康的人机情感联结需要个体、平台与社会三个层面的协同。
在个体层面,应培育青年的“AI情感素养”。清醒认知算法回应的生成逻辑与局限,主动管理情感投入的边界,把AI定位为情绪的“中转站”而非“终点站”。青年在AI处完成初步的情绪平复后,仍要回到真实关系中完成深度的情感联结。
在平台层面,应把青年对明确标识、法律规范与个人信息保护的诉求转化为产品规范。比如,清晰披露AI身份与生成内容属性,限制诱导性拟人化设计,在心理危机信号出现时提供专业求助渠道。平台层面的约束还需要有外部力量托底,监管须对拟人化程度与危机干预义务作出强制性规定,行业须形成可核查的设计标准,未成年人保护规则更应先行落地。
在社会层面,需正视一个更根本的事实:当现实社会的倾诉成本过高时,青年更容易把低成本、即时可用的AI作为表达入口。降低真实人际支持的门槛,提供更可及的心理咨询服务,培育更宽容的脆弱表达文化,这才是防止功能信任滑向单向依赖、让情感信任回到人际关系的治本之策。
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都会重塑人类的亲密关系,但关系的主导权始终在人。AI可以代偿情感,却不应代理信任;可以承接深夜的孤独,却不应垄断心灵的出口。对这一代与AI共同成长的青年而言,要学会在享受代偿便利的同时,守住信任的人间归属,让算法成为通向真实联结的桥,而非替代真实联结的墙。
【作者系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人机传播视域下青年用户智能搜索实践及风险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4CXW02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