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打卡热情，城市需要更多“可去之处”

　　前段时间，绍兴“葫芦娃爷爷”意外走红。老人家中临河一侧挂着7个葫芦，被网友发现后，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拍照，还隔着河喊“爷爷”。老人听见呼喊，常常走出来挥手回应。据媒体报道，“葫芦娃爷爷”及其老伴是一对失独老人。面对采访，老人的老伴表示，过去家里很少开门，网友的到来“把我们的心打开了”。

　　一个偶然被发现的景观，因为网络传播，成了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的媒介。在这一过程中，游客收获了乐趣，老人也从互动中得到慰藉。然而，随着相关话题热度不断攀升，到场打卡的游客越来越多，河边有限的空间逐渐难以承载，老人需要频繁出来回应游客，周边市民生活也颇受影响。综合考虑之下，老人一度剪下了葫芦。

　　耐人寻味的是，“葫芦娃爷爷”前脚刚剪完葫芦，多家周边商户后脚就立刻挂上了相似的7个葫芦，以此招徕游客。一方面，正如多家媒体所评论的那样，葫芦只是一个符号，真正吸引人的是老人与游客之间真诚的互动，简单的“复制粘贴”缺乏灵魂。但另一方面，确实有不少游客聚集在这些商家周边，这从侧面说明，人们寻找有趣场景，进而拍照留念、打卡参与的需求始终存在，并不会因为一个兴趣点的消失而自然消散。

　　当今社会，形形色色的“打卡热”固然受到短视频、社交媒体和算法传播的推动，但如果把所有打卡行为都理解为盲目跟风，未免低估了普通人主动寻找生活趣味的愿望。人们本来就会被新鲜、有意思、有故事的地方吸引，也需要一些轻松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年轻人尤其如此。值得社会思考和探讨的，不应该是如何压低这种兴趣，而应该是如何让它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得到满足。

　　今年春节、元宵节前后，北京前门廊房头条的“百米鱼灯”因其惊艳的视觉效果在网上爆火，我也去凑了个热闹。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花灯确实好看，第二感受则是“人真多”，步行街上挤满了专程来看灯、拍照的人，热门位置几乎很难停下来。从安全和秩序的角度看，这样的客流密度当然会给管理方带来不小的压力，但传统节日习俗能够以这种方式吸引年轻人，也是一种文化活力的展现。

　　后来，为了缓解人流压力，管理方缩短了亮灯时间，一些时段甚至干脆不开灯。这样做确实能够有效减少人流聚集，却也让不少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到遗憾。大家为什么都要往一个地方挤？这背后的核心原因，就是这里的灯确实更好看，而同期同等质量、值得专程前往的节庆场景并不算多。如果一种文化创新因为太受欢迎，最后只能靠“自我劣化”来减少人流，固然可以解决一时之急，却很难成为长久之计。人群过度集中，有时不只是管理问题，也是优质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

　　最近，2026年服贸会在北京首钢园举办，同期安排的灯光秀，也引来了巨大的打卡人流。在这一背景下，主办方提供了另一种处理思路：面对周末可能进一步增加的人流，首钢园一方面取消了9月12日、13日的展映，以避免现场和周边交通继续承压；但与此同时，主办方也明确表示，将研究长期展映方案，让这次没有看到的人以后仍有机会观看。

　　“太受欢迎”不应成为削弱公共文化产品的理由，而是把它做得更长久、更充分的理由。值得打卡的点位变多了，每个点位的人流自然会变多，这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当然，增加打卡点的要点，并不是复制同质景观、批发“网红机位”，而是让城市拥有更多具备独特性、能自然生长出来的兴趣点。

　　我之前在英国剑桥旅行时，曾偶然在街头看到一扇很小的“门”，做得像模像样，但明显不是给人用的。后来才知道，这种微型装置叫“精灵门”（Dinky Doors），由当地一对匿名艺术家创作。它们散落在城市的不同角落，有些藏在墙边，有些和店铺、街道环境融在一起。有人专门循着地图依次打卡，也有人像我一样，先偶然遇见，才开始留意下一扇会出现在哪。这些小门算不上什么大热景点，但它们给城市增加了一种轻盈的趣味。有了这些隐藏在城市肌理里的小东西，人会开始留意平时容易忽略的地方，这种寻找本身也是认识一座城市的过程。

　　这种经验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向。如果一座城市里同时存在很多“兴趣地图”，有人寻找建筑，有人寻找街头艺术，有人逛老店，有人看工业遗存，人们的注意力就不必永远集中到同一个机位、同一个“爆点”上。所谓“堵不如疏”，正是如此。

　　当然，不是所有打卡行为都应该被迁就。此前，全红婵家乡因为大量游客聚集受到关注，一些人长期围堵其家门，甚至使用无人机拍摄住宅内部，这样的行为显然不当。近期，不少人为了打卡拍照攀爬苏州河防汛墙，则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不仅把自己置于风险之中，也增加了现场管理和公共救援的成本。这样的行为，该设置物理隔离就应设置，严重越界的则应依法处理。

　　这些案例说明，判断一种打卡行为应当得到引导还是限制，关键不在于这种兴趣是否“高级”，而在于这种兴趣以什么方式实现，又让社会承担了怎样的成本。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环境，不必对偶然出现的热闹过度紧张，也不能让所有热闹都无边界地生长。

　　“打卡”时常被当作一种引发争议的社会现象，但真正值得思考的，或许并不是人们为什么总想去一个地方拍张照片，而是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个人兴趣、参与公共生活时，社会有没有足够充分的供给去承接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