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意待启：中美双向投资期待稳定制度预期

　　9月23日至25日，中美元首会晤举行，吸引全球目光。

　　作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经贸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的核心议题。然而，近年来，受地缘博弈等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双向直接投资持续承压：美企在华投资模式从“跑马圈地”转向深耕细分市场，中企赴美投资则受制于严苛的安全审查制度。市场高度期待本次中美元首会晤释放明确信号，提振跨国资本信心。中美双向投资能否迎来回暖契机，在华美企、赴美中企期盼哪些确定性，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投资双向承压：制度壁垒制约经贸回暖

　　数以万计中美企业深度联结两国市场，但近年双向投资持续走低，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一大痛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水清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指出，除地缘博弈因素外，当前制约双边投资最核心的现实障碍，来自美国国内法律与制度约束。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调研显示，绝大多数在华美企仍然保持盈利，看好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却对两国关系不确定性心存顾虑；反观中企赴美投资，自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实施以来，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陷入持续低迷，非商业因素不断抬高企业出海门槛。

　　会晤前夕美方高层释放信号，称尽管中国输美汽车面临超过100%关税壁垒，美方仍欢迎中国汽车产业赴美国本土建厂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口头表态并不等同于制度性安排。”杨水清表示，如果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后，美方能够划定投资准入边界，由美国财政部牵头推出投资准入“白名单”，将汽车等产业纳入其中，才有望给中企赴美带来实质性的制度确定性。

　　无论是在华美企还是有意赴美投资的中企，核心诉求都是让投资回归商业逻辑，减少非商业因素对市场行为的干预。一段时间以来，中美民间工商界持续发出理性务实的声音。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公开表示，中美贸易“好比一对连体双胞胎，几乎共享一个身体，强行把他们分开，会极度危险。”他认为，中国、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存在着数以百万计的供应链，希望未来各方都能保持繁荣。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近日对媒体表示，中美双方近期在高层会晤中反复强调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尽管双方在部分敏感领域仍存在利益分歧，如果能在全球发展大局上取得共识、产生战略上比较稳定的局面，仍将更有利于双方。

　　那么，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如何落实到经贸领域？杨水清认为，这需要若干条件：出台清晰的投资准入“白名单”；厘清中美政府间投资理事会权责边界，设立专职执行专班；推动消除美国国内立法中的对华歧视性条款，例如外资中中国股权占比达到一定水平，就无法享受美国相关优待政策。

　　东盟范本可鉴：稳定制度激活跨境投资活力

　　中美元首会晤前夕，9月21日，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以下简称“东博会”）在广西南宁闭幕，集中展现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释放的制度红利。

　　国新办发布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中国同东盟累计双向投资额、中国企业在东盟累计完成工程承包营业额均突破5150亿美元，东盟连续多年保持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在全球地缘扰动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区域内跨境投资保持旺盛活力，构成极具参照价值的实践样本。

　　东博会现场，多家科创企业展示出海成果。南宁市迈越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市场总监黄宇阳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企业自去年起正式布局东盟市场，业务已覆盖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6个国家。依托东博会平台，该公司对外推出人工智能（AI）翻译眼镜等多语种智能硬件，累计签署30余项合作协议，交付3万余台翻译类智能设备。

　　“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东博会常态化对接平台，叠加广西面向东盟的跨境AI配套政策，为企业出海带来稳定预期。”黄宇阳说，自贸区3.0版完善数字经济、原产地、通关相关规则；东博会搭建起每年固定的供需对接窗口；地方层面“揭榜挂帅”等配套政策帮助企业对接本地需求、降低合规成本。“稳定的制度确定性，能够显著降低跨境投资当中的非商业风险。相较之下，部分经济体科技领域监管整顿频繁、出口管制政策不确定性较高，企业难以制定长期投入规划；而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稳定，我们可以安心布局算力、AI硬件与长期行业解决方案。”

　　同样身处动荡的全球环境，为何东盟区域跨境投资受到非商业因素的冲击更小？杨水清分析，面对新一轮产业转移，东盟国家整体保持开放姿态，吸纳全球资本。她指出，从经济逻辑看，中国对东盟投资持续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区域产业迭代升级。

　　“如果美国秉持同等开放理念接纳中国资本，中国对美投资同样能够为美国本土带来类似社会效益，这与美国推动制造业回流的政策目标本身具备内在一致性。”杨水清说，中国-东盟合作样本证明，一套清晰稳定、不易受政治波动干扰的制度框架，是跨境投资繁荣的基础。

　　AI 治理谋定：拒绝 “一刀切”，为合作留空间

　　AI治理是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备受关注的议题。此前两国元首已达成共识，启动政府间对话，重点围绕AI安全风险、事件通报、监管协调等开展磋商。全球科技界高度关注这一对话机制能否延伸至科创投资领域。

　　杨水清提示，应当厘清AI治理对话与科创投资促进之间的边界，不宜对短期内取得投资突破抱过高期待。她指出，美国已经出台《全面对外投资国家安全法案》，针对高超音速、AI、半导体领域设置美国资本对华投资限制，“管控清单”还计划进一步扩容。叠加FIRRMA法案，中美科创投资形成双向约束：中企赴美前沿科技投资受到限制，美国资本投向中国前沿赛道同样面临法律约束。

　　“这些约束源于美国国会立法，总统行政权无法直接豁免。想要实现实质性松绑，必须启动立法修订程序，后续立法进程取决于美国新一届国会的立场。”杨水清表示，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AI议题，核心是AI安全事件通报、双边监管框架协调等，属于全球治理范畴，并不直接等同于为科创投资“松绑”。

　　深耕跨境AI应用一线的黄宇阳，结合公司在东盟出海实践，道出企业界的现实诉求。“我们希望中美在AI治理磋商中，建立清晰、稳定的跨境AI产品合规、安全评估、知识产权通用规则，避免监管政策频繁调整；同时希望区分AI基础科研交流、普惠型应用和高风险应用场景，不‘一刀切’限制技术与硬件贸易。”黄宇阳说，期待双方搭建AI风险事件沟通机制，减少规则外不确定性带来的干扰，让企业能够在不同区域市场稳定开展普惠型数字产品落地。

　　本报北京9月24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