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的尊严：一位意大利学者眼里的中国乡村振兴

　　来中国工作对我而言并非偶然。多年来，我在欧洲研究全球南方，尤其是中东——一个饱受战争、制裁和外部干预反复摧残的地区。对中东的历史与现实研究越深入，我就越对自己从小接受的教导产生怀疑，也越想亲眼看看走上不同道路的中国，是否提供了另一种可能。2025年年初，我离开意大利来到中国西安，任教于西北大学。

　　彼时，中国宣布已让8亿人脱贫，我想了解这一数字背后究竟是什么——不是在北京或上海这样高楼林立的城市，而是在农村，在那些曾经最贫困的地方。2025年10月，也就是移居中国约8个月后，我作为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与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考察团成员，在5天时间里走访了河南省的几个村庄，实地考察村级发展面貌。河南省是中国人口最多、历史上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之一。坦白讲，我是带着欧洲人对中国官方数据的质疑前往的，回来时，脑海里却充满了对“西方叙事”的反思。

　　一面照片墙记载共同富裕故事

　　在南阳市邹庄村，村委会大楼外矗立着一面照片墙：村里175个家庭、750口人，每家每户都在其中，人人都有名有姓，没有遗漏任何一个。皮肤黝黑、目光坚定的老妇人，身着工装的男人；几代同堂的家庭，子孙环绕的祖父母；年轻的夫妇，戴着红领巾咧嘴笑的学生……每张照片都镶着红框。真正触动我的，是比政治更简单的东西——他们是被看见的“人”，不是贫困报告中的统计数据，也不是待管理的难题，而是值得被拍摄、展示和铭记的个体。或者说，这面墙是一幅集体自画像：一个村庄看着自己，并发现了值得纪念的东西。在欧洲，公共广场上展示的是廉价商品的精美广告；而在这里，广场上满是人民的面孔。

　　村支书崔女士介绍了当地的发展历程。邹庄村是个移民安置村，村里的家庭是因南水北调工程搬迁而来的。数据说明一切：村集体经济收入从33万元增长到200多万元；500多名农民在本地就业，每月增收2000到3000元；合作社为村民缴纳医疗保险、资助大学生、提供免费用水，并运营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居住环境改善的同时，村里还建立了生态园；“红色旅游”每年为这个登上央视春晚的村庄带来约8万名游客。邹庄村既是生活社区，也是教学点，展示着“共同富裕”，即发展必须惠及每个人的原则。

　　西方习惯将再分配视为对穷人的施舍。而在中国的语境下，共同富裕是劳动的成就，而非福利的馈赠。邹庄村照片墙上的家庭不是被解救的，而是被组织起来的。村里建立了合作社企业，提供电商培训，创造就业岗位。集体劳动的成果通过分红回馈社区，资助公共服务，包括生态修复、文化设施建设，以及让人们愿意留在村里的各类基础设施。简而言之，尊严是通过劳动获得的，而非被赐予的。

　　在兰考县张庄村，我参观了由“幸福小院”运营的公共食堂。每天，村里的老人聚在一起吃午餐，都是熟悉的家常菜：面条、蔬菜、馒头，菜品常换常新、品类多样。小院处处体现着关怀：干净的桌子、自然的光线、墙上挂着的生活照片。老人们一起吃饭、聊天、欢笑，有人照看，隔壁的卫生室还提供基础医疗服务。这一切都是精心安排的：一起吃饭，一起接受照料，始终作为社区的一部分。

　　这一幕背后的经济学原理颇具启发性。食堂的资金来自合作社分红——村办企业将50%的利润用于包括养老在内的集体福利。两名村民担任半志愿性质的厨师，虽然薪资略低，但他们知道自己服务的是相识一生的邻居。包括医生在内的其他村民也协助日常运营。这既非国家福利，也非私人慈善，而是另一种模式：社区自我组织的集体供给，由社区自身的劳动所资助，体现了劳作一生的人民理应得到照料的原则。

　　我不禁想到南欧各地的老人。子女四散各地谋生后，他们往往过着独居生活。在意大利，65岁以上的独居者到2050年预计将达650万人。据意大利国家统计局统计，许多老人每天与他人接触的时间仅有4个小时。张庄村的公共食堂虽然简朴低调，但老人们每天都在一起。他们围坐在桌旁，依靠的是一生的劳作和对社会的贡献。

　　让人民在自己的土地上富起来

　　在开始转型之前，中国的农村曾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社会断裂。我在河南观察到的，正是旨在弥合这种断裂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确立了保障农村就业的原则，乡村振兴意味着创造条件，让人们无需迁移就能工作和养家，从而维持社区的完整。

　　我参观的一个大型玻璃温室利用水培园艺技术生产圣女果。气候控制系统通过集成数据控制温度、湿度和灌溉，实现了对生长条件的精确管理。温室的覆盖材料背后另有文章：超清玻璃面板由中国制造商独立研发生产，是中国农业创新的一部分。河南省拥有一些中国最大、最先进的温室设施，但更让我受到触动的，是尖端技术背后的目的：温室雇佣当地工人（多为女性），提供稳定收入，无需她们迁往遥远的城市。圣女果在精心控制的环境中无土生长，而围绕生产形成的社会关系则扎根社区，扎根于发展应服务于人民的原则。

　　在东岳村和濮阳县，我参观了农产品加工设施，包括蘑菇种植和食品加工，那里80%到90%的工人是女性。这些企业并非选址在劳动力成本最低或回报最高的地方，而是建在人们生活的地方，目的就是为了让家庭团聚。工人们从家步行即可到达工厂，在获得收入的同时还能照顾孩子和父母。这一发展形式保障了两个循环的完整性：一是社会再生产循环，一家人不用分开；二是生产的生态循环——农业废弃物变成生长基质，基质培养作物，废弃基质作为肥料回归田间。最后，利润回馈给提供劳动力的社区。

　　这种社会循环与自然循环的融合，体现了中国式的发展逻辑。留在土地上，意味着保留与季节、与土壤、与先前耕作者的延续性关系。欧洲的农业已基本切断了这种联系：年轻人奔向城市，田地合并，更少的人生产更多的食物。我在河南看到的却截然不同：人们并非回归小农经济，而是坚信现代化不等于背井离乡，留在自己的土地上也能富起来，不必为发展而切断劳动、土地和生计之间的联系。

　　一路参访下来，我不禁问自己，是什么让这一切成为可能？基础设施、合作社、照护系统、扎根当地的工厂……都不是自发涌现的，它们有效运转的背后，总要有人去组织、去解决过程中出现的实际问题。

　　在濮阳县西辛庄村，我参观了一所培训基层村干部的党校，由此找到了部分答案。党校选址于此，是为了让大家学习榜样——自1991年以来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的李连成。村里展示的一张图表讲述了他的故事：李连成当年是村里的首富，建了3个蔬菜大棚。当两户贫困家庭建不起大棚时，他把3个大棚中的两个送给了他们。这便是党校试图传授的“吃亏精神”：领导就要做出牺牲，领导力本身是这样一种劳动：艰苦、自我牺牲，因服务人民而充满尊严。

　　中国道路：以国家主权保护集体尊严

　　几十年来，西方主流观点认为，现代化道路只有一条：采用西方制度，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向外国资本开放市场，削减公共开支。然而，遵循这一处方的全球南方国家往往陷入困境：负债于国际债权人，依赖外国技术，政策选择受制于外部压力。

　　中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中国在战略部门保持公有制，控制资本跨境流动，大力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工业能力，养活了本国人民。这种对发展政策的主权控制，正是我在河南所见所闻的先决条件。这些村庄之所以能够像现在这样组织起来，完全是因为中国保留了作出选择的政策空间。如果遵循西方模式，中国恐怕很难取得邹庄村或张庄村的成就，因为西方模式会要求私有化集体企业，甚至取消资助公共食堂的“补贴”。

　　西方常常忽视国家主权与集体尊严之间的联系，把“人权”当作对抗国家的手段。然而，张庄村的老人一起吃饭、东岳村的妇女能在家人身边工作，并非绕开国家而发生，恰恰是通过国家实现的。国家提供组织能力，建设起任何个人或市场都无法独自建成的东西。相反，那些听命于外国、或因自由化之名被掏空公共能力的民族，终归无法获得尊严。保障主权，是我所见证的以人为本式发展的前提。

　　中国道路向世界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如果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国家能确保集体企业资助老人每天一起吃饭，富裕的西方国家为何任由老人陷入孤独？2023年的统计显示，9%的意大利家庭（超过230万户、540万人）因经济拮据而减少食品购买。如果工厂选址能够兼顾维系家庭团聚，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以家庭分离为代价的经济参与？如果可以培训村干部去服务人民，这对那些把晋升放在首位的统治阶级意味着什么？如果合作所有制可以资助公共服务，为何我们要容忍公共产品要么被私有化，要么供给不足？

　　这些问题比政策对比更深刻。离开河南时，我带着来时未有的疑问，不是对中国统计数据的怀疑，而是对西方的质疑。我们曾认为不可避免的东西，其实只是政治选择的产物，为此丢弃了“劳动是尊严的基础、工作应当养活劳动者、经济应该服务人类发展”的认知。我想，我们忘记了劳动尊严的真实含义：维系社区的工作、对贡献的认可、让规划成为可能的保障、属于劳动者的时间。

　　河南的村庄并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板，但它们足以证明：不同的安排是可行的，发展可以服务人民，劳动的尊严可以在日常实践中变为现实。证据就在那里，在照片墙上、在公共食堂里、在让家庭团聚的工厂中。关键在于，我们是否愿意正视它。

　　（作者系意大利籍学者，西北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教授，长江学者，SSCI期刊《中东批判》主编，《全球南方研究》联合主编，CGTN国际时事评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与北非地区的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与全球南方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