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的红军诺言有了回响

　　若是在茫茫大草原上看到一棵柳树，贡波华清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这会不会是90年前红军“拐棍碑”长成的呢？

　　1935年至1936年，红军将士3次穿越四川阿坝北部的松潘草地，寒冷、疾病、饥饿导致很多战士牺牲。荒凉的草地上没有安葬条件，有的战士就把探路用的柳枝当作“墓碑”，插在战友倒下的地方。

　　贡波华清是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红原县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长期研究红军长征在阿坝的历史。他在许多长征亲历者的回忆录中看到过“拐棍碑”的记述。

　　作为本地干部，贡波华清很清楚，柳树一般长在河边、山坡上，草地上不多，沼泽地里更是少见，除非有人特意栽种。

　　红原县日干乔大沼泽边缘的3棵柳树就让贡波华清感到“突兀”。这片沼泽是红军过草地最艰难的一段，被称为“死亡之海”。如今，沼泽变成了草地，是红原大草原景区的一部分。

　　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柳树就是当年红军插下的柳枝长成的，但看到它们孤零零立在那里，贡波华清仍不禁猜想：这是否就是红军插下的柳枝后来发芽了、抽枝了、长成大树了？

　　和这种个人化理解不同的是，日干乔大沼泽边上一块台地上立着的红军过草地纪念碑，则是一种正式的纪念。2003年，为纪念在过草地途中牺牲的红军战士，红原县立了这块碑。事实上，红原县这个名字本身也是一种纪念。1960年，经国务院批准，红原县设立，其寓意是“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

　　近日，贡波华清带着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的记者到访这里。初秋的红原迎来了一场大雪，气温降到零摄氏度，日干乔大沼泽被白雪覆盖，白茫茫的一片。贡波华清介绍，日干乔大沼泽海拔高，昼夜温差非常大，这个季节夜晚的气温常常降到零摄氏度以下。

　　“我们今天有冲锋衣、羽绒服，衣服湿了可以换，晚上还可以回去冲个热水澡。”贡波华清说，“可是红军战士晚上宿营只能你靠着我、我靠着你，一起取暖。”

　　“白天奔袭，身体虚弱，粮食物资又很匮乏，这种条件下，因失温、高反、饥寒交迫，大量红军战士牺牲。”贡波华清介绍。

　　若尔盖县巴西镇班佑村有一块“胜利曙光”纪念碑，记载的是红军过草地中一段悲壮往事。1935年8月，红军右路军在松潘草地艰难行军七天七夜后抵达班佑村，但因伤病和饥饿，近800名战士牺牲在班佑热曲河畔，这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有记载人数最多的一次牺牲。若尔盖县党史研究专家张建荣认为，过草地是红军经历的一段苦难。他说，红军长征一路都有牺牲，而在过草地一段，因疾病、寒冷、饥饿等非作战因素，出现了大量的非战斗减员。

　　“他们才20来岁啊！20来岁是人一生中体格最好的时候！”接受记者采访时，张建荣特意强调了这个细节，“这就说明过草地的艰苦已经达到了战士们生命的极限。”

　　张建荣在很多文献、回忆录里看到长征亲历者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他记得，女红军刘英形容走出草地后的感觉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1984年重走长征路后，把这块草地形容为“鲜花织成的魔毯”。

　　10月10日，来自陕西的退休教师裴女士在自驾旅行途中，特意前往瞻仰红军过草地纪念碑。她踩着步道上的积雪，登上高台遥望白茫茫的草原和远处的群山，感慨万千。

　　裴女士退休前是中学教师，此行就是希望到现场感受一下长征真实的环境。她说，只有走到这里，到了现场，才能想象那个时代的人所经历的战争和自然环境有多严酷。

　　张建荣现在对外自我介绍时，首先亮出的身份是“长征文化宣传员”。他希望有更多的人像裴女士一样，“走进历史现场、感悟长征精神”。

　　“长征精神绝不只是一句句口号。”张建荣说。他常常带人参观红军过草地前召开的巴西会议旧址，带人们瞻仰中国工农红军班佑烈士纪念碑，他对所有参观者说：“长征中有具体的人、具体的事、具体的细节，长征精神是具象的，是可以学、可以领悟的。”

　　张建荣讲述的细节总能吸引参观者的注意力。比如，他讲到女红军蔡畅过草地时高唱《马赛曲》，讲到毛泽东的警卫员牺牲前留下半条马肉。

　　常常有来访者询问张建荣：红军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张建荣坦言，自己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他说，很多战士十几岁时参军，可能就是因为有吃的。但进入这支队伍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让他们从一个孩子成长为一名战士，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

　　教师出身的裴女士教过语文、政治，关注红色文化。但她向记者强调，即便不是因为工作需要，她也依然会关注。“红色文化对人的精神、灵魂是有洗涤作用的，能让人境界提高，帮助我们真正体验生命的意义。”她说。

　　红军所经过的草地如今已成为若尔盖国家湿地公园，草原风光如诗如画，吸引了远近游客。红军历尽艰辛通过的草地如今不再难以抵达，高标准沥青公路让自驾游客来去自如，更高标准的高速公路也已在建设当中。

　　张建荣说，今天，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若尔盖的发展、民生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让他想起了下乡调研时，巴西镇邓均寨的藏族群众跟他讲过一段往事，当年红军路过这里时，曾跟寨子里一个藏族姑娘有过一段对话。红军说：“我们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总有一天你们会享受到红军打下的江山，过上美好的生活。”

　　“当年的诺言已成为现实。”张建荣说，“并且会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