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怎么“走”过来的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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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族负重前行五千年，走到公元1934年。这一年，她的一群先进分子和优秀儿子，走上了铁血长征路。这一走，就是一年多；没有一辆汽车，只有极少的骡马，革命者开动了两只脚，走了二万五千里。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几乎每天都要与敌人作战。一路上，他们翻越40多座高山，渡过近百条江河；他们爬雪山、过草地。20万人的队伍，走到长征结束时仅剩下5万余人。向死而生，一支戎装破烂而充满朝气的部队，最终胜利地完成了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远征。

　　万里长征，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雄关漫道，铁流滚滚。“走”是长征最显著的特征。

　　“走”中有智慧，“走”中见精神。“走”是长征胜利的“法宝”和“密码”。

　　长征中，是如何“走”的？是如何“走”向胜利的？

　　胜利“密码”之一：“跟谁走”

　　“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红军总司令员朱德的这句话一出口，满场震惊。一向宽厚沉稳的朱德，以一言九鼎的重言，表达对错误路线、错误领导的否定。

　　“跟谁走”是大问题。跟着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领导走，革命才能得胜利，人民才能得翻身；跟着错误的路线、错误的领导走，部队就会打败仗，革命就会受挫折。革命的道路往往因领导人的正确与否而跌宕起伏。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取得统治地位。从1931年1月“赣南会议”起，毛泽东逐渐被边缘化，免掉军职，免掉党职，加上身体多病，他进入人生的低谷。英雄落难，备受折磨。毛泽东回顾这段异常艰难的日子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左’的政策。”说出了内心的创巨痛深。

　　第五次反“围剿”中，党的负责人博古“无策”——他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无谋”——他采用的是从欧洲带来的阵地战的战法，不适合中国国情和红军军情；会打仗的毛泽东“无权”——他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他的作战建议无人倾听，无人采纳。结果，兵日少，地日蹙，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朱毛”红军打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丢掉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只得进行“战略转移”——这是长征的最初叫法。不“转移”不行了，再不走，就要统统被敌人吃掉了。

　　毛泽东说：“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得不得不走。”“蒋介石把我们红军像水鸭子一样赶着跑。”

　　1934年11月中旬，“战略转移”的红军进入广西境内的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指挥国民党军在湘江两岸前堵后截。

　　湘江战役打响。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兵团全部投入战斗。指战员在湘江两岸与敌人厮杀，血色的江面像一列燃起熊熊大火的战车。

　　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伤亡约6000人，主力团伤亡过半。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的红三军团损失约4000人。‌‌周昆指挥的八军团一万两千多人，差不多打光了，剩下几百人。罗炳辉带领的九军团一万多人，打得只剩下三千人。“独臂师长”彭绍辉和政委萧华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五六千人，活着过湘江的只有两千余人。

　　董振堂、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团是全军的铁血后卫。后卫的仗，最艰苦，最难打，往往是九死一生。湘江战役中，五军团与敌人展开生死决战，三十四师6000多人全部打光，政委程翠林、政治部主任蔡中、参谋长王光道战死，师长陈树湘身中数弹，重伤被俘，在敌人抬着他去领赏时，他用手撕开腹部伤口，绞断肠子而壮烈牺牲，惊得敌人目瞪口呆；红一〇〇团是红五军团的后卫，团长韩伟——井冈山时毛泽东的警卫排长——被敌人包围，他打光子弹，砸掉枪支，纵身跳下悬崖。

　　一场湘江战役打下来，中央红军8.6万人的部队，锐减到3万余人。

　　朱德心在滴血，他说：“不到两个月，就损失了五六万人哪！这支部队是我们从井冈山带出来的，一步一步发展壮大起来，是多么不容易啊，这样，一下子就被国民党搞掉五六万，这是对中国革命的犯罪啊。”

　　三万人马，没有退路，没有后方，没有粮弹补给，没有兵源补充，没有安置伤员之处，没有歇脚之地。看不到胜利，看不到前途，看不到未来。人心惶惶，军心不稳。大家感到，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散了，革命就完了。

　　指战员都在思考：同样的指挥员，同样的战斗员，面对的是同样的敌人，原来总是打胜仗，现在老是打败仗，为什么？连最基层的战士都心生了疑问：“为什么毛主席指挥我们时接连胜利，现在却光打败仗？”“为什么不让毛主席来继续指挥我们？”有的说：“没有毛委员，红军就完蛋。”

　　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说：“湘江一战，红军折兵5万，似乎已濒临绝境。面对这样惨痛的事实，全军上下自然会同前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对比，那时，红军一直能以少胜多，苏区面积不断扩大。而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正如彭总所说‘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大家对博古、李德的指挥已由怀疑、不满到完全失去信任，逐渐觉悟到这是他们排斥毛主席的领导、推行错误的战略战术的结果。”

　　人类的所有追求，都指向成功、胜利。战争更是如此，最最追求打胜仗。中国革命要成功，劳苦大众要翻身得解放，靠的也是打胜仗。

　　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山穷水尽。中国共产党正处在亡党、亡国、亡头的生死关头。

　　关键时刻，忍辱负重三年多的毛泽东“出山”了。他在担架上做通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工作。他提议：“讨论失败！”

　　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说：“必须在最近时间召开一次中央会议，讨论和总结当前军事路线问题，把李德等人轰下台去！”

　　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站在毛泽东一边。

　　关键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最高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同意召开遵义会议。

　　这就有了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以“讨论失败”切入议题。被挤压三年多的毛泽东终于说话了：“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教条主义一不懂得子弹会打死人，以弱小红军与强敌打阵地战，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好像只有红军的子弹能打死人，白军的子弹打不死人。二不懂得人走路要两只脚，几万人行军转移，照着地图下命令，连大炮、机器都要搬着跟上，好像人走路不要两只脚，可以直飞过去。三是不懂得人饿了要吃饭。”

　　相争为党，修正错误。遵义会议是一个选择“跟谁走”的会议。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说：泽东同志无疑应该回到野战军的领导岗位上来，我请求中央考虑。

　　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个自己选择自己领导人的决定，改写了中国革命的命运。

　　“跟谁走”的问题一解决，新局面就开始了。

　　毛泽东接手一把“烂牌”。他纵横捭阖，用兵如神，迅速遏制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一败再败的败势，把“烂牌”打成了“好牌”。四渡赤水，五渡乌江，六渡北盘江，七渡金沙江……一个接一个的胜利，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摆脱了40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从绝境中走向柳暗花明的新局面。

　　对遵义会议有保留意见的博古，认同了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嘲讽毛泽东、支持博古的凯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经过遵义会议到会理会议三个多月的磨合，全党全军坚定地团结在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周围，思想高度统一，意志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

　　“跟谁走”？跟着毛泽东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发军饷，不发枪弹，不发粮秣，只发命令。革命者听令而行，三军用命，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

　　毛泽东说：“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和胜利地达到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能设想的。”

　　胜利“密码”之二：“往哪走”

　　一支队伍往哪走，事关作战方向，甚至战略方向。方向对了，前途光明，事半功倍；方向错了，事倍功半，甚至满盘皆输。

　　1934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战略转移”往哪走？——去湘西，与那里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1934年11月，红军在良田至宜章间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广西境内的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判明了红军的战略意图，指挥“国军”封锁湘江。

　　湘江战役打响。这一仗，是一场胜仗，是惨胜，是败胜，是大伤元气的胜仗。

　　“战略转移”已经成为军事溃退。

　　过了湘江，红军依然面临一个“往哪走”的问题。

　　蒋介石对红军的战略意图已了如指掌，他调集40万大军，在湘西的城步、武冈一带布置了一个“大口袋”。

　　李德坚持原定计划——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相当于率领红军钻进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如果红军真钻进去，那就是自投罗网，全军覆灭，万劫不复。

　　在这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改变行军路线，改变战略方向。他说：红军决不可再去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须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是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建议。

　　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通道会议。这是毛泽东两年多来头一回参与军事决策，他“转兵贵州”的建议被采纳。

　　红军转兵，向黔东挺进。只此一招，就把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大口袋”“晾”在那里。

　　“向哪走？”中央高层仍有争议。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继续讨论红军的战略行动方向：是北上，还是西进？博古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

　　毛泽东坚持向贵州西北进军的主张。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

　　刘伯承说：“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向，所剩三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李德和博古对黎平会议决定持不同意见。

　　1934年的最后一天，阴冷逼人，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个“跨年”会议，开到1935年1月1日凌晨。会议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李德、博古的主张再次被否定。

　　1935年1月7日，红军解放遵义。1月15日—17日，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遵义会议上的一个重要议题是：往哪走、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刘伯承、聂荣臻提出建议，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去建立根据地，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走了一个大圈，“走”的方向很明确：向川西北去，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两大主力会师后，又面临着下一步“往哪走”的问题。

　　往哪走，事关战略方向，是地缘政治问题。

　　张国焘认为，红军已经退出原有根据地，革命处在低潮，应该躲开敌人，到川西和西康地区保存实力，休养生息。

　　川西北是高寒之地，极为荒凉，是个鸟不拉屎的地方，不适合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朱德认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毛泽东认为，日本鬼子在中国北方肆虐，在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迅速高涨的大气候下，共产党和红军在封闭的川康地区，将起不了任何作用，只有北上，才能担当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

　　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主张“北上”，把握了正确的战略方向。

　　在6月下旬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中共中央定下“北上”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勉强同意中央的“北上”方针，同时提出也可“南下”，“向成都打”。

　　从6月懋功会师到8月毛儿盖会议，三个来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围绕“北上”与“南下”发生争论。张国焘与党中央在红军前进方向和战略方针上，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徐向前后来说：“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毛泽东后来回顾说：“最大的闹乱子是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长征中正确的路线应该是先向陕北，再向华北、东北。”

　　党中央与张国焘来往电报，反反复复。张国焘勉强同意“北上”。

　　为了增强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团结，8月上旬，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路军、右路军。

　　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九军团，红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三十一、三十三军组成。朱德任总指挥，张国焘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参谋长。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组成。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和红军大学随右路军行动。

　　中共中央和右路军过了草地，左路军的张国焘按兵不动，没过草地。

　　是“北上”还是“南下”，中共中央与张国焘电报来往，争论激烈。

　　这是进军方向之争，更是战略之争、路线之争。

　　9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洛甫、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联名致电张国焘：敦促左路军立下决心“北上”。电报中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那里的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所处区域有消耗无补充，决难继续下去；背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电报最后一句更是苦口婆心：“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张国焘听不进去。他拥兵自重，野心膨胀。他甚至收走了党中央同红一、三军团（军）的通讯密码本，切断了党中央、中革军委与一、三军团的电台联系。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谈到：“张国焘对下面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据说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了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上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

　　9月9日，张国焘发给陈昌浩一份电文，其中写“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叶剑英一看电文，感到事态严重，急速赶到中共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

　　局势紧急！如被裹挟“南下”，张国焘一手遮天，中央将不中央。

　　一个要“南下”，一个要“北上”，红军面临分裂。一旦打起来，红军打红军，后果不堪设想。况且，一方面军的人马不及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更何况，红军一、四方面军打乱编制，成立左路军、右路军。左路军以四方面军为主；右路军以一方面军为主，其中也有四方面军的同志。

　　怎么办？

　　为避免红军火拼，毛泽东果断拍板：走！

　　非常形势，必有非常之人，非常之举。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毛泽东最为擅长。井冈山上的游击之走，走出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的第一步。遵义会议之后的四渡赤水之“走”，走出红军的胜利敌人的失败。“北上”之“走”，与张国焘分手之“走”，将走向陕北、走向抗日前线，走向正确方向，走向更广大的发展空间。

　　“北上”之“走”，是突然的、秘密的、非常规的，是非同寻常的。

　　这一走，冒着与右路军中四方面军部队冲突的危险。这一走，还必须暂时舍弃左路军中朱德、刘伯承及其所率领的一方面军部队。

　　9月10日凌晨，月色皎洁。毛泽东率右路军中的红一、三军团悄然出走，秘密北上。

　　毛泽东说：“我们要北上，张国焘要南下，张国焘说我们是机会主义，究竟哪个是机会主义？目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们就是要北上抗日……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现在我们北上（抗日）先遣队人数是少一点，但是目标也就小一点，不张扬，大家用不着悲观，我们现在比一九二九年初红四军下井冈山时的人数还多哩！”

　　历史证明，毛泽东的先见之明——“北上”——战略方向百分之百的正确。“北上”成功地把解决红军的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局面为之一新。

　　张国焘走上了“南下”之路。10月5日，张国焘不顾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在四川理番县另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秦邦宪、张闻天的中央委员及党籍并“通缉”，他自封为“临时中央主席”。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遭遇到的最严重的分裂行动和命运挑战。

　　张国焘强迫朱德表态。朱德说：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上是举过手的，我是拥护北上的。张国焘要朱德批判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朱德说，全世界都知道有朱毛红军，朱德能反毛泽东吗？对于张国焘的另立“中央”，朱德宣布：从今天起，我朱德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绝不反对北上抗日的党中央！

　　刘伯承和朱德紧密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他说：我同意北上，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打不好还得转移北上，我不会反对中央的决议！他还说：北上是上前线抗日，怎么说是逃跑？川康地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敌人又部署了重兵，如果南下，一定会遇到不少麻烦。结果，刘伯承被张国焘免去总参谋长之职，贬到红军大学当校长。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本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刘少文手中，他在左路军中。为了防止密码本落入张国焘手中，刘少文和刘伯承一商量，把密码本烧掉了。这就防止了张国焘拥有大功率电台后直接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

　　董振堂领导的红五军团编在左路军，改称红五军。董振堂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南下和分裂行为。红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给朱德写信，反对“南下”，信件落入张国焘手中。张国焘把彭绍辉找来谈话，他还打了彭绍辉。

　　“南下”的张国焘面临十几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川军的堵截，吃饭、穿衣、兵源补充等矛盾凸显，连续作战损兵折将，特别是百丈关战役失败，全军从“南下”时的8万人锐减至4万多人。正像毛泽东预测的：“南下”面临气候、地形、粮食、居民等等诸多条件，是绝路一条。到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6月10日，他电告陕北的党中央，表示6月底北上。

　　红二、六兵团（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在任弼时、贺龙率领下，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他们靠“11号”（贺龙语，指两条腿）行军，一路战斗，于1936年7月同四方面军会师。任弼时、贺龙从朱德那里听到张国焘搞分裂的消息，态度鲜明地同张国焘作坚决的斗争。任弼时从张国焘那里拿到了同党中央联络的电讯密码，使长期和党中央没有联系的二、六军团，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听从中央指挥。

　　走投无路的张国焘，只好“北上”，投奔陕北的中共中央。1935年9月26日，张国焘自1935年9月以来第一次明确表示：接受党中央领导。张国焘“南下”路线彻底破产。

　　“北上”还是“南下”，属于方向问题。方向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说：“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这说明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如果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红军三大主力“北上”，1936年10月会师于甘肃会宁和将台堡。从此，红军力量空前壮大，中国革命力量进入大发展时期……

　　毛泽东总结说：“路线正确一切都有，路线错了就会垮台。路线对了，人少会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也有政权。路线错了，人再多、枪再多也没有用。”诚哉斯言！

　　胜利“密码”之三：“边打边走”

　　“走”是部队必须具备的本事。不会“走”的部队往往就是不会打、不能打乃至打败仗的部队。

　　走一路，打一路。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在边打边走、喋血奋战中“走”过来的。

　　“走”的问题，就是“打”的问题。

　　博古、李德指挥的“战略转移”，是“走”，是败走，是被动之走。八九万大军，携带盆盆罐罐，步伐凌乱，卷起漫天尘土。彭德怀气愤地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

　　毛泽东后来说：“政治上既犯错误，军事上势必犯错误……洋教条来了。他们是主张打大城市的，还有什么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要把坛坛罐罐打烂，两个拳头打人，以后又变成什么‘短促突击’。搞短促突击的总司令是谁？此人姓李名德，是个德国人，跑到我们这里当太上皇，什么人也得听他的命令。结果就把根据地送掉，来了个很好的工作，叫做‘走路搬家’……没有办法只得走的。”他尖锐地说：“我们有些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打又不打，走又不走，好比叫花子打狗，狗咬人，叫花子不敢打狗，反而将自己的衣服扯的更烂了。”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之后掌军，立即改变“走”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遵义会议后的第一战——土城之战，因为情报有误，打成了消耗战。如果按博古、李德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打法，就是死打硬拼，也要打下这一仗，再死打硬拼北渡长江。毛泽东不然，他一看，部队消耗过大，是赔本的买卖，立即下令：部队脱离战场。

　　土城战役之后，毛泽东围绕赤水河导演了一幕大幅度机动制敌歼敌的运动战。

　　蒋介石调动了四十万大军，十三倍于红军，优势装备，充裕物资，前截后追，形成了严密的包围圈，整个态势就是一个任你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脱的“死亡圈”。

　　毛泽东施展出“四渡赤水”的得意之笔，他在强敌布置的“死亡圈”中来回“穿越”，在一个近乎窒息的狭小空间中找到了生命的“气孔”。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份没有署名毛泽东的电报，完全是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和语言风格。

　　在“走”中杀出一条血路！

　　一渡赤水，避敌锋芒，走出不利态势，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二渡赤水，示形于西进扎西，杀“回马枪”于黔北，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遵义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升了部队的士气。三渡赤水，再进入川南，大造声势，造成北渡长江的假象，调动敌人向川南集中。四渡赤水，直逼贵阳，引诱敌人增援贵阳，造成云南空虚，为抢渡金沙江创造有利条件。

　　毛泽东宛如把握了用兵的“神杖”，利用蒋介石急于“聚歼”红军的心理，虚虚实实，时退时进，迂回穿梭，飘忽不定，灵活转变作战方向，让蒋介石“找不着北”，把“国军”、“黔军”、“川军”、“滇军”等调动得团团转。不是说“用兵不复”吗，毛泽东一复二复……四次踏进同一条河中。他通过“走”，把退却与进攻、主动性和灵活性，运用到了极致，牢牢地把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一条赤水河被毛泽东重新定义。因为毛泽东，赤水河在中国军事地理乃至政治地理中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河流。

　　毛泽东说：“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打，一个是走。”山重水复，红军在“走”中避敌锋芒，在“走”中寻找战机，在“走”中创造战场，在“走”中牵着敌人的鼻子走，在“走”中化解我之被动造成敌之被动，在“走”中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三万红军指战员从四十万敌军合围的缝隙里成功“走”了出来。

　　“走”出战斗力，“走”出胜利。刘伯承说：“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

　　聂荣臻说：“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走“之”字路，走“打圈圈”的路，走“离天三尺三”的路，走万水千山若走泥丸，走烂了一双双草鞋，在“走”中，红军的“武力值”拉满，走出“三军过后尽开颜”的大好局面。

　　六条小船，渡过金沙江。刘伯承与彝族小叶丹“歃血为盟”，借道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渡口。这是70多年前石达开率领的两三万太平军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说：要让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毛泽东说：“七十二年前石达开没有走通的路，我们一定能走通。我们共产党人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天堑大渡河挡不住我们，蒋介石要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美梦是不能变为现实的。”

　　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但是，几条小船短时间内无法载运两万大军过河，身后追兵快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毛泽东命令：兵分两路，溯河而上，夺取泸定桥。

　　左纵队的前卫团是红四团，他们的任务是抢先占领泸定桥。从安顺场到泸定桥，320里路。军委命令：三天到达！必须赶在增援泸定桥的敌人到达泸定桥之前占领泸定桥。

　　红四团奔袭泸定桥。起起伏伏的羊肠小道，左边是高人云霄、刀劈一样的峭壁，山腰上是终年不化的积雪，寒气袭人；右边是深达万丈、波涛汹涌的大渡河，稍一不慎就有掉下去的危险。前进中还时时遇到小股敌军阻击。部队边行军，边打仗。

　　5月28日凌晨，军委又给红四团一道命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明天”就是29日。此时，红四团所在的位置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这相当于一个昼夜完成3个“马拉松”；更何况，是山地行军，沿途还有敌人的堵截。

　　时间就是生命，就是数万红军的生命。红四团的指战员彻底轻装——背包、干粮袋等全部扔掉，只拿着枪支和弹药——仍有几十斤重。风驰云走，与时间赛跑。不休息，不宿营，大雨不停步，遇敌不恋战。极限奔袭，一昼夜“走”了240里。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他所在的历史时期，一般的行军速度是3普里（约合22.6公里）/8小时。红军“走”出行军的世界纪录。

　　拿下泸定桥就是胜利！22名勇士“飞夺泸定桥”，又是另一种“走”法。

　　泸定桥桥身101米，宽约3米，悬空十丈，是一座铁索吊桥。13根碗口粗的铁链链接两岸，桥面是九条铁索，上面铺着木板，两边各有两根，作为扶手链。红四团来到泸定桥西岸时，桥面上横铺的木板几乎被川军拆完，只剩下寒光闪闪的13根铁索。铁索下，激流咆哮。

　　29日下午4时，夺取泸定桥的战斗开始！22名突击队员涌上来——12人留下了姓名，10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手持冲锋枪或手枪，背挂马刀，腰缠手榴弹，在队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手攀摇摇晃晃的索栏，脚踩晃晃摇摇的铁索，艰难地向桥那端爬去。敌人的子弹打在铁索上溅起火星。战士一边攀援前行，一边向敌人开火。当突击队员快接近桥东端时，守桥敌军把煤油浇在没有来得及撤去的木板上，点起熊熊大火。突击队员从火堆里冲出去，与敌人展开肉搏战……

　　6月2日，中央红军胜利通过泸定桥。毛泽东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爬雪山，是惨烈悲壮之“走”。过了大渡河，面临夹金山。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一座雪山，它海拔4000多米，积雪终年不化，气候变化莫测，空气稀薄，人迹罕至。当地人叫它“神山”，说山上有山神，山神一怒，就会把上山的人扣下来。毛泽东说：“神山”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翻过山去！三个方面军一共翻越十多座雪山，同时数以千计红军将士的脚步停留于雪山，他们的生命与雪山结为一体。

　　过草地，是惊天地泣鬼神之“走”。川西北草地，位于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的连接地段，纵横600里，面积约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草地是大片的沼泽，积水淤黑，腐草成堆，泥泞不堪，浅处没膝，深处没顶。草地晚上的气温零摄氏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气候极为恶劣。这里荒无人烟，没有村舍，没有道路，没有方向感，少见树木，鸟惊兽怕，连虫子的叫声也消失了。一脚不慎，陷入泥浆就无法自拔，连救援的战友也会被沼泽吞没。水不干净，甚至有毒，喝了腹泻、拉痢疾，又没药治疗。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菜，吃草根，煮皮带，万般无奈时只好杀掉战马充饥。红四方面军274团第三次过草地时，连野菜都找不到了，战士们不得不煮皮带充饥。14岁的战士周广才和战友吃掉一半皮带，周广才说：“我不吃了！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吧，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周广才在半截皮带背面烫上“长征记”三个字。一同留存皮带的六位战友，没能走出草地，永远长眠在沼泽之中，只有周广才最终抵达延安。三个方面军在草地上牺牲的战士比过雪山还要多。中央秘书长刘英说：“走出草地后，我觉得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夺关过卡，是在悬崖峭壁上“走”。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东北、岷县以南，它是岷山山脉崇山峻岭间的一个隘口，两边是悬崖绝壁，山口宽30余米，中间是一条腊子河，水深3米以上，水流湍急。两山之间，只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木桥。这是川西北通往甘南的咽喉要道，是长征中遇到的最后一道险关。腊子口守敌有两个营，他们在桥头构筑了坚固的碉堡，配备有重机枪，织成交叉火力网，阻止红军北上的去路。战斗之初，红军正面进攻，奋身血战，数次强攻不下。一部分红军绕道侧攻，被一面绝壁挡住。如何“走”上陡峭的崖壁？一个外号叫“云贵川”的苗族小战士站了出来。无人知晓他的姓名，只知道他自幼在贵州深山采药，善于攀岩，从贵州参加红军以来，走过云贵川三省，人送外号“云贵川”。“云贵川”用一个带铁钩的长竿子，钩住岩缝，像猴子那样，攀上险峻高耸的绝壁，然后从上面放下绳索，战士们一个一个地都攀了上去，攀登上峭壁山顶。他们居高临下，向腊子口的碉堡里扔手榴弹。碉堡里的敌人像马蜂窝炸窝，纷纷向外奔逃。正面的红军突击队乘势而上，攻占腊子口。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伫立良久，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我们的部队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是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这一战后，再也没有“云贵川”的消息，他像长征中的许多牺牲者一样，没有留下姓名，默默牺牲了……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红军边打边走，走了两万五千里。

　　毛泽东总结说：“天下也没有只承认打不承认走的军事家，不过不如我们走得这么厉害罢了。对于我们，走路的时间通常多于作战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个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胜利“密码”之四：“跟着走”

　　向死而生，几万名红军走在长征路上。

　　长征结束半个世纪后，邓榕问他的爸爸邓小平：“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了三个字：“跟着走。”

　　“跟着走”，说出了“走”的真相、“走”的真理、“走”的信仰与信念。“跟着走”，就是跟着正确路线走、向着正确方向走。

　　大纛一张，万夫走集。

　　对于基层官兵来说，要紧的是“跟着走”：战士跟着班长走，班长跟着连长指导员走，连长指导员跟着上级的命令走……一般级别的干部对于领导层的决策与争论并不知晓，但是他们明白一个道理：跟着走，才有力量，才能胜利。

　　跟着走，既是身体上的行动，更是精神上的追随。

　　21岁的第十二团政委钟赤兵在娄山关黑神庙战斗中，挥舞大刀，冲入敌阵，激战中腿部受伤，被战友们抬下战场。医生说，锯掉一条腿，才能保证性命。截肢，没有手术锯，医生找来一条木匠锯；没有麻药，钟赤兵让人用麻绳把自己捆绑起来。手术做了三个半小时，钟赤兵疼昏过去，当他苏醒过来时，右腿膝盖下只剩下小半截。因为手术没有条件消毒，钟赤兵的伤口又被感染，只能进行第二次截肢，把右腿膝盖以下剩余的部分又截去。后来，伤口继续感染，只好进行第三次手术，把钟赤兵的整个右腿从股骨腰部截掉。半个月内，三次截肢，钟赤兵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按照规定，重伤员一律就地寄养。21岁的钟赤兵一听说要他离开部队，说什么也不肯留下来，谁来劝说都不听，并且拔出手枪来要拼命。他的顽强坚持，赢得了留在部队的机会。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在娄山关立个石碑，写上‘钟赤兵在此失腿一只’。”他对彭德怀说：“钟赤兵小小年纪就这样英勇，是一位英雄。让他到中央休养连去吧。”钟赤兵以顽强的意志，不久就练得能够一条腿在马上翻上翻下，跳跃自如。他“跟着走”，“走”到陕北……

　　红一军团的彭绍辉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截掉右臂。长征中，先任红一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后任红三军团教导营营长。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彭绍辉调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参谋长，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险些送命，后被调到红军大学任上级政治科科长兼军事教员。他甩着一只胳膊，走到了陕北。

　　红二军团第六师十八团团长贺炳炎在长征之初右臂中弹，锯掉了右臂，他“跟着走”，走到陕北。十八团政委余秋里在贵州威宁县则章坝掩护军团西进的战斗中两次左膀中弹，骨折肉绽，筋骨外露，因为没有医疗条件，他拖着一只伤口发臭的断臂，涉大江大河，爬雪山关卡，过茫茫草地，走过190多个昼夜，直到走出草地，才进行截肢手术。

　　红一方面军中有“长征四老”——57岁的徐特立，50岁的谢觉哉，48岁的董必武和林伯渠，他们和年轻的红军一样，穿着草鞋，一路走来。他们把党中央照顾他们的骡马让给了受伤的战士。爬雪山时实在走不动了，就拽着马尾巴上山；走过草地时遇见一条流水湍急的大河，就拽着马尾巴过河。踏遍山河人未老，他们走到了陕北。董必武感叹说：“十三个月的时光，在不断的战胜敌人五百余次的堵截、追击、侧击、袭击战斗中，步行二万五千里，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历尽了无数的艰难险阻……”

　　红二方面军长征队伍里，有位老人叫周素园，他参加过孙中山的同盟会，响应过辛亥革命，当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和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红二、六军团逼近贵州毕节城的时候，贺龙请他出来当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他在很短时间就发展了千把人的队伍。红军离开毕节时，贺龙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想把他送到香港，为党做统一战线工作。周素园说：我今年60岁了，60岁以前我没有找到光明，现在终于找到了，我死也要死在红军里。贺龙说：有骨气，就是拿18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也要抬着他长征。周素园成为长征途中年龄最大的新红军。

　　巾帼从不让须眉。长征队伍中，闪动着女红军的身影。

　　红一方面军女战士杨厚贞迈开“三寸金莲”走上长征路，途中，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为了不拖累长征进程，孩子刚一出生，就送给了当地老乡。有一天敌军轰炸，杨厚贞被炸伤，晕死过去。大家还以为杨厚贞被炸死了，安葬她时，朱德的爱人康克清突然发现杨厚贞的眼睛动了一下，立即叫来了军医实施了紧急抢救，抢回了一条命。杨厚贞在担架上度过了一个多月，伤势刚刚好转，她就把担架让给其他伤员，自己用小脚一步一个脚印走进了陕北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前，担心女同志随部队行动不方便，给七个女护士每人发了8块大洋作为回家的路费，七位护士哭成一团，她们表示：“红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活着是红军的人，死了也要做红军的鬼。”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被她们的决心所感动，同意她们随队长征。这七个护士，大的十八九岁，小的才十五六岁，是红二十五军长征中仅有的七名女战士，被称为“七仙女”。为了不掉队，她们解下自己的绑腿，结成一条长带子，七个人互相牵引着在夜间摸索前进。在惨烈的庾家河战斗中，副军长徐海东受伤喉头被血块和痰堵塞，呼吸困难，生命垂危。紧急关头，护士周东屏（周少兰）一口一口地将徐海东喉咙里的淤血和浓痰吸出，挽救了徐海东的生命。1935年9月15日，“七仙女”随着大部队来到陕北延川县永坪镇，成为最早到达陕北的长征队伍。

　　红四方面军的王新兰，可能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军女战士。她不满11岁走上了长征路，曾经三过草地，最艰难时，她饿得倒在草地上爬不起来，是队长用舍不得吃的一点炒面救了她的命。王新兰回顾长征时说：“一是觉得怎么路那么长，总也走不完，二是总是感觉饿，三是冷，除了雪山就是草地。”王新兰在“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的残酷环境下，走完了长征路。

　　长征队伍中“跟着走”的还有几个特殊人物——

　　薄复礼，瑞士传教士。1934年10月，薄复礼被红六军团扣留，他为萧克翻译法文贵州地图，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转战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他说：“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在山间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数千人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这条道上，把本来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泞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饭，衣服上的泥浆常常是这块干了，那里又新添了块湿的，好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来，一起前进，并没有笑话你不会走路。”1936年春天，红军释放了薄复礼。三个月后，薄复礼在英国出版了《神灵之手》。书中写道：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群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军队；红军的高级将领，则是充满着追求精神、决心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共产党将军。

　　这本书出版时，红二、红六军团仍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

　　国民党中将师长张振汉则是受革命者的感召而“跟着走”的。他是围剿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将，1935年6月在忠堡战斗中被俘，受到红军优待，被安排在红军学校做军事教员。他逐渐地汇入革命洪流中，跟随红二方面军长征到了陕北。张振汉作为唯一一位跟随红军走完长征的国民党高级将官，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

　　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红军长征到陕北。一个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军官看到走过二万五千里的红军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衣裳破烂却精神抖擞，感叹说：“你们真是有主义的呀！假如你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为国为民的目标，为什么这些老头儿、小孩子、妇女们跟你们跑两万五千多里？难道徐特立、林默涵先生，邓颖超、蔡畅女士都是为了没有饭吃才来的吗？”

　　征程两万五，热血两万五。

　　长征二万五千里，平均每走300米，就有一位红军战士牺牲。

　　长征的每个人都永垂不朽！

　　长征的每一天都永垂不朽！

　　长征的每一米都永垂不朽！

　　长征是行走的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它能够以弱胜强，战胜一切敌人而不为敌人所战胜。

　　长征是行走的宣传队，它横跨中南、西南、西北地区，向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走红军的道路，才是他们解放的道路。

　　长征是行走的播种机，它在半个中国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这些种子将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毛泽东说：“长征一结束，新局面就开始。”

　　果如其然。“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大长征胜利了，“还我山河，卫我国权”的全面抗战开始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胜利画卷亦将辉煌展开……

　　（作者系作家，2026年以报告文学作品《遵义三日》获鲁迅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