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北京9月24日电(记者王尧)一条还只是在政府设想阶段的“利用高收费限制私车”方案,今天在北京引发了众多评论。其中,批评声占了网上评论的多数。
引起广泛谈论的这个话题,是北京市交通委主任赵文芝向部分市人大代表汇报的“应对交通拥堵的十大措施”。其中,“未来几年,设想征收小汽车牌照费、道路拥挤费,从而引导和限制私车的使用”,成了评论的焦点。
截至今晚9点,新浪网上的评论有87页1700多条。反对的意见集中在下面几个主题上―――
“最该限制的是公车私用。上下班高峰,城市交通本就拥挤。可有些单位,凡是官就配公车,到了节假日更成了私有财产。如此状况,只限制私车,不公平。”
“北京堵车,到底是交通管理水平的原因,还是车太多?”
“私车一直被认为是这几年拉动内需的功臣。可汽车厂商刚刚通过降价培育的市场,看来又要被这些收费找齐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邓国胜博士评论说:“出现这么多民间声音,对北京‘限私车’政策的完善是件好事。政府应该在政策正式出台前,建立便利的沟通渠道,倾听不同阶层公众的声音。”
他说:“只有按照科学决策程序出台的公共政策,才能得到最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科学决策的程序,必定要在制度上保证公众意见传递的畅通。”
公开的新闻说,北京市交通委主任表示,“这十大措施作为市政府办理代表议案专项报告的内容,下月将提交市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全体会议审议”。
“我们一些公共政策实施后,常常受到批评和攻击,就是因为当初决策程序不科学。”这位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邓国胜博士说,他不是有车族,也不是研究城市交通问题的专家。但是,他认为,北京“限私车”政策的出台需要谨慎,“至少出台前需要举办一个听证会,让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来充分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说,公共政策出台的基本过程应该这样:首先有科学而独立的调研,找到造成北京交通“堵车”的根本原因;磋商出解决方案后,要有充分的征求民意的时间和程序。
这位学者说:“那些受到公众激烈批评的公共政策,往往是制定过程中有问题―――因为某方面出了问题,几个政研室的人接到任务便凑到一起,听听部门意见,就算完成了征求民意的程序。这样的调查结果自然不严谨。这样出台的政策,公众自然不满意。”
邓国胜说:“网上对限私车政策不满的,是一种声音;可能在网下,对限私车政策也有不少支持的声音。我们都该重视。虽然任何一项公共政策都只能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多元的声音需要沟通渠道传递到决策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