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定死罪不存在“量刑偏重”问题
他说，根据我国法律的立法精神，受贿数额是决定刑罚轻重的一个重要量刑情节，但并非唯一量刑情节。在对受贿犯罪分子量刑时，不仅要依据其犯罪数额，而且还要根据其受贿情节、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危害后果等综合因素全面考量。
他说，文强作为司法系统的高级官员，大量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尤其是在收受黑社会性质组织所送的财物后，不但不履行法定职责，反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比如，在明知王天伦犯罪组织因“涉黑”、其骨干成员犯下命案，已被立案侦查的情况下，接受王天伦的请托，阻挠对王天伦组织成员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案件的查办，致使已被拘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审达两年多，造成严重后果。“这些行为的后果是严重的，直接毁灭司法的公信力，严重破坏执法机关的正面形象。”
他说，文强被判处极刑，在维护老百姓对司法的信任，维护政府公职人员的形象方面，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老百姓在宣判后放鞭炮等行为，是人们正常的情绪宣泄，也反映出人们呼唤正常法律秩序回归的迫切愿望。
他说，文强到了后期，已经人格分裂成“双面人”甚至“多面人”，一方面讲廉洁，一方面接受贿赂；一方面从警，一方面“庇黑”。分析文强的堕落轨迹，一方面是文强的个人原因，一方面是社会和制度的原因。
他说，文强案是值得深入解剖的标本性判例。文强的人生起伏，值得手中握有公权力者警醒，“一定要异常谨慎地面对自己手中的权力，绝对不能滥用，否则，最终将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他说，对权力运行的约束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
从个人角度看，必须想办法克服人性的弱点，管住自己的欲望。否则，不管你以前有多么突出的成绩，只要触犯法律，用手中的权力腐败，迟早会被绳之以法。
从制度角度看，我国的权力监督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很多监督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一些监管手段不够有力，老百姓、媒体的社会监督不够有效。
他曾亲眼目睹重庆市公安局前副局长彭长健在讲台上大谈品行问题，落马后查明的事实显示，彭长健在此前后，却有着种种违法行为。“官员的教育、管理、监督如何才能取得实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规避官员教育人在心不在、警示教育没有触及灵魂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本报重庆5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