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第334个名字

    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如果不是开诚老人生前固执地坚持，此刻他可能安眠在加拿大一处山清水秀的墓地。

    在加拿大生活了9年的独子开效军，起初并不同意父亲的这种选择。他跟“一辈子都好脾气，从没发过火”的父亲，吵了无数次，最后尊重了父亲的选择。即使在父亲将被抬上金杯车的最后一刻，还有亲友问他：“就这样吗？”

    “就这样吧！”这是开效军在父亲身边说的最后一句话。

    遗体捐献者的亲人们从不理解到最后“松手”的心理煎熬，在医学院内得到了庄重的回应。对于躺在解剖台上的遗体，教师们称之为“无言的老师”，并会告诫学生，一定要给予他们神圣的仪式感。

    多年前，天津医科大学发生过一起学生损坏尸体标本的情况。当时李云生和同事给涉及的100多名学生打了不及格的成绩。这是李云生从教多年来心里最大的一个“疙瘩”。

    学校教务处原处长、现天津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张金钟心里也有个“疙瘩”。他讲授的医学伦理课越来越难上了，台上讲白求恩、南丁格尔，同学们在下面不以为然：“老一套”，“很难感动他们”。

    这位学哲学出身的教授想改革。一个周末，张金钟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戴着黑纱的悲伤的中年男人。他说母亲去世了，想捐献遗体，还带来了一封遗书。

    读完这份遗书，张金钟都快哭了。

    再上课时，他念了这位留下4部作品的诗人兼翻译家的遗书：

    我死后谢绝一切吊唁，我的作品是我留下的丰碑，丈夫儿子姊妹务必节哀豁达，生劳死息，生寄死归！有能耐的人无它奇，只是比平常人看得透远而已。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古典文学是它的宝冕，诗词又是冕正中的斗大夜明珠，我后半生能致力于它的研究，且有美满家庭辅助，我一生已心满意足。

    临了，将年轻时熟背的伏契克《绞刑架上的报告》的一段话为结束：“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坟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平的！”

    很快，这封遗书在学生中间传开了。

    张金钟事后回忆，“我们的很多理论非常伟大，道理非常深刻，但是课程非常苍白。我们太注重以理服人了，忽略了以情感人。这件事让我豁然开朗。”

    张金钟翻了教务处保存的几十年来的所有遗书，越看越激动——“这是最好的教育！”

    他找到解剖教研室主任李云生，商量建一个“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设在解剖楼，让学生都来看看。

    李云生痛快地答应了。多年前的那个“疙瘩”还在，他觉得这个提议“太有必要了”。

    两个人没有层层汇报，“私下把这事定了”。2001年底，在解剖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医学伦理学教育基地”算是落成了。

    房子破旧不堪，四周掉着墙皮，房子不大，围着走一圈刚刚50步，屋朝北，终年不见阳光。李云生还自费买了紫色的绒布窗帘挂上，在他眼里，“紫色最素雅、最庄重”。

    所有的遗书都在那里展出。张金钟亲自选了一些典型的遗嘱做成展牌，有的病句他也尽量保留原样，因为“特别淳朴生动”。部分遗嘱译成了英文，他希望留学生、外国人也来看，“生命伦理没有国界”。

    他又突然想到，上课时总讲学校创始人朱宪彝教授的“四献”：献出全部存款建立朱宪彝奖学金，献出全部藏书，献出自己居住的住宅楼，献出遗体供教学解剖。

    为什么不把老校长“请”来？他托人去找，在一间实验室里，发现了朱宪彝的内脏标本。这件“镇校之宝”，被移来放在屋子的中央。

    原本这个基地只向医学伦理课的学生开放，结果，全校的学生、医护人员都来看，甚至隔着几个街道的18名环卫工人、隔着黄河长江的南方兄弟院校的同行也来看。参观感言累计100多万字，其中不乏日文、阿拉伯文、韩文、法文等。

    华中科技大学原校长杨叔子院士曾趴在玻璃罩前，扶着老花镜，细读这些遗嘱。离开时，他写下：人生是什么？在这里可以有个解答。

    受展室影响，这所学校自愿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学生比率在天津是最高的。

    后来，新生入校的第一课、毕业生离校的最后一课，以及本校的新员工和附属医院的新医生、新护士的岗前一课，都在这里上。

    这个老楼有些不堪重负了。

    2006年春天，基地移到了教学楼一楼的新址，并更名为“生命意义展室”。

    搬家那天，因为担心年轻人毛手毛脚，张金钟亲自抱着老校长的脏器标本。学生们在一旁低语：“朱校长，咱们要搬家了，搬到一个更漂亮的楼！”

    这里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新展室其实也不大，只有100多平方米，并没有容下全部334位遗体捐献者的信息，包括“开诚”这两个字。相反，这里很少提及捐献者具体的名字，除了遗书原件，展板上的遗书落款均是“匿名”。

    展室很明亮，这里能迎来一天里的第一缕阳光。走上一圈，能认识很多有趣的人。

    “我参军时才17岁，还是孩子，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是党教育我长大成人的，我本应做更多的工作以报答国家，但因为历史的原因，使我平庸地度过了后半生。现在唯一的补偿办法只有将遗体献给祖国。我当兵走时家里只留下一位年过花甲的妈妈。参军一去十多年不能在妈妈身边行孝，欠妈妈的太多了……我想只有将从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奉还给祖国母亲，也算是给妈妈一点儿补偿。”

    还有不会写字的天津市西青区张家窝镇的农民张凤龙。他的遗书是别人打印的，最后落款，他像画画一样照样子画出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画错了，歪歪扭扭地写着：张风龙。这也是这间屋里最短的绝笔。

    如果这个农民还活着，今年该是34岁。

    还有人为了证明自身的“科研价值”，不厌其烦地说病史：五六岁，害眼疾，七八岁时，感染秃疮，八九岁时，得疟疾……

    看这里的文字，常常忍俊不禁。一名书法家说，“死后仍要助人为乐”，如果自己的脏腑能够用于挽救别人，来个生死之交，“觉得也颇有诗意”。他希望自己不吸烟、不喝酒的好“五脏六腑”，正好能教育抽烟酗酒的“同志们和青年们”。

    自称20多岁就开始有“头摇手颤”症状的一位老人，建议有兴趣的大夫取出自己的大脑研究一番，“以改变老年人的形象”。

    当然，鸡毛蒜皮的小事在这里也是俯拾皆是，比如金戒指给谁，侄女结婚给多少钱……这些絮絮叨叨、形形色色的打算，在这死亡气息无法回避的房间里，留下了一点家长里短的私密与温度。

    但有一点，这些人的选择都很“决绝”。有人在遗嘱上按下5处手印，以证明其强大效力。还有人交待：假如身体变得僵硬，那就苫上一条白布单子，不要勉强穿寿衣，以免损伤肌肤和骨骼，影响使用。

    来到这里参观的人都会经历30秒的默哀仪式。有时，仪式在参观前举行，瞬间让吃着零食、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有时，默哀会在结束参观后进行，“让人沉思30秒”。有中小学生来参观，讲解员会先讲，让叽叽喳喳的孩子们“渐入佳境”，然后中途在朱校长的内脏标本前默哀。

    面对这位60年前创办了这所“新中国第一所医科大学”、担任校长达32年之久的老教授的心脏，有人会摸着罩子，有人会刻意离它很远，怕碰到了显得不敬，有人则会站立好久，最后鞠一躬。

    朱宪彝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在展室内常常被提及。当时，他感到不适，亲友同事都劝他住院治疗。他婉拒：“新楼病房的会议室、过道和各科门诊室都住满了病人，我是医学院院长，愧对患者，又怎能和他们争床位呢？”

    1984年12月25日上午9时，朱宪彝心脏病猝发，倒在正在批阅的论文上，与世长辞，身后“四献”。

    世界医学法学协会主席阿芒·卡米，原本只打算抽出几分钟去看看这个展室，结果，大半个小时也没出来。他说，这里“将医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融为一体的想法是伟大的，值得全世界所有医学院效仿”。

    卡米在门口的留言簿上写了一首诗。当别人以为他要离开的时候，他突然问：“我能念一遍吗？”接着，这位白发老人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诵道：“我来自远方，来到这个独特的地方。我来自远方，怀着对朱宪彝教授的崇敬——他像一盏灯，让他的民族看到伦理之光、人性之光。当我回到远方，我会把这灯的信号带给全世界的人。”

    台湾学者师哲雄在留言簿上写下了8个字：“无语良师，感恩至深。”

    一个尼泊尔的留学生写道：“我感受到精神的力量，看到了在这种力量引领下的中国强大的未来。”

    一些社会参观者显然为了从众，随大流参观完就往外走，可他们会等到所有人都走完后，再悄悄折回来，独自趴在留言簿上书写。有的写满一页纸，有的只写下两个字：震撼！

    中小学生参观者常常出来就嚷嚷“我也要把自己捐出去”。解说员会笑着说：“死是为了坚定地生。这个展室想告诉大家，请更加珍惜生命！”

    平时，这里大门紧锁，参观需要提前预约。但就算只有一个人，学校也会安排开放。

    一个阴沉的秋日下午，一位“脸色凄凉”的中年女人，一个人静静地在展室走了一圈。没有解说，没有任何仪式，只有白色的灯光洒满这间屋子。离开时，她低声说，这天是母亲的祭日，没有地方祭奠，只好来这里，尽管这里“没看到母亲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