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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05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在轮椅上,史铁生度过了38年的人生,他双腿瘫痪,并患有严重的尿毒症,需要靠每周3次的透析维持生命。但他依旧乐观地笑着,用残缺的身体,书写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如今,他去世了,留在尘世间的人们,正在深切地怀念他,而他的魂灵,终于能在天国里自由地飞翔——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本报记者 赵涵漠文 贺延光摄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1月05日   10 版)
1995年1月21日,在“共和国儿女——‘老三届’”综艺晚会上,史铁生和梁晓声、王刚在一起。

    史铁生总梦想自己是一个田径运动员,最好有“一米九以上的身材”,并且跑起百米来要超过“九秒九几”。他最爱看的电视节目是田径比赛,他甚至能说出“所有田径项目的世界纪录”。

    但因为瘫痪,这个病人已经在轮椅上度过了整整38年。2010年12月31日,在距离自己60岁生日仅仅4天的时候,因为突发脑溢血,史铁生带着永不能实现的梦想和未完成的书稿,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个一直自嘲“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的男人,终于“辞职”了。

    从21岁那年开始,史铁生就一直没有逃过病痛的折磨。他把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先是作为“起落架”的两条腿瘫痪了,然后像是“发动机”般的两个肾也“一起失灵”,患上了尿毒症。他不得不每周接受三次透析,全身的血液先被抽出来,再被输回去。

    经历过1000多次的针刺,手臂间肿胀的动脉和静脉就像“3条大蚯蚓”。他的身体已经虚弱到“甚至就连喝汤时呛了一口,都可能感染肺炎”。就在2010年秋天,他为了和朋友聊上一个小时,甚至不得不提前一天整日卧床、养足精神。

    评论人潘采夫记得,2005年,他前去接史铁生参加一个活动,看见他“那么瘦弱”,就提出要把他抱进车里。但这个提议却被拒绝了。

    直到现在,潘采夫仍然记得这个作家“努力地抓着把手,靠臂力把自己一点点挪进车座”的样子。回程时,史铁生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费劲地举着个小垫子,想挡住西晒的阳光。

    “这一趟可能透支他好几天的精力,我看着揪心极了。”潘采夫说。

    可是,在朋友们的眼里,史铁生乐观得“根本不像一个被重病缠绕的病人”。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人都提到,他很少一脸愁容,恰恰相反,他“太爱笑了”,黑镜框后的“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

    现在已经是一家杂志主编的许庆亮还记得,2003年,自己曾去采访史铁生。这个轮椅上的作家从容地谈论着死亡,身体却处在极度虚弱之中。在接受采访一个多小时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对不起,我累了,觉得喘不过气来。”

    许庆亮试探地问,病情是否有好转,有没有哪一天可以摆脱透析。史铁生却回答道:“肯定有这么一天,那一天我就死了嘛。”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当然,并非从一开始,这个病人就能笑着面对他无法摆脱的梦魇。21岁时,他“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朋友们还记得,那时,如果有人嘲笑他的腿,“他恨得想抱着炸药包冲过去”。

    当年,史铁生住在一座大杂院的最里面,屋子不到7平方米,“除了床和写字台,剩下的空间仅够他的轮椅转个小弯儿”,就连轮椅推出去时,“还擦着门”。

    这个年轻的病人最常去活动的地方,是离大杂院不远的地坛。每天,他都摇上还吊着用来接尿的黄色塑料瓶的轮椅,在这座荒废的园子里,“一连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为什么要出生”。

    作家徐晓也正是在这里认识了史铁生。那时,她还只是一个20岁的姑娘,因为住在附近,每天上下班超近道穿过地坛。她注意到,那里总是有个年轻人,“黑色的皮肤,厚厚的嘴唇,明显残废的双腿,总是捧着本厚厚的英文词典”。

    有时,他也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少人的角落,“偷偷地写”。如果有人无意中闯进这个空间,他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

    最终,这个古园里诞生了一篇15000字的《我与地坛》。这部探讨生与死、荒废与生长、绝望与希望的长篇散文,打动了无数读者,以至于作家韩少功评价道,“《我与地坛》这篇文章的发表……对当年的文坛来说,即使没有其他的作品,那一年的文坛也是一个丰年。”

    作为写作者,史铁生获得了盛名,但作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离开人世的病人,他却开始失去宝贵的时间。

    成名初期,他曾经这样告诉徐晓,“听见敲门就害怕,看见来人就想哭”。有一年冬天,记者们围堵到他家,他不得不受着寒冷,“全副武装,到地坛去逃难”。

    徐晓能够理解他的恐惧,“陌生人总要无端夺走他写作的时间”,更何况,“他又不能像个健康人那样一走了之,他无处逃避,因此也无法选择来访者”。

    因此,他自制了一张“来客须知”贴在房门上,“史铁生不接受任何记者、报告文学作者的采访;史铁生一听有人管他叫老师就睡觉;史铁生目前健康状况极糟,谈话时间一长就气短,一气短就发烧、失眠,一发烧、失眠就离死不远;史铁生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共产主义的好日子。”

    可他的病情几乎未曾向好的方向转弯。徐晓曾经这样描述这位朋友遭遇的一切,“1979年,由于下肢麻痹、肾功能受到严重破坏,尿毒症威胁着他的生命,不得不造漏排尿。紧接着,由于肌肉萎缩,血液循环受阻,再加上每天长时间地坐压,褥疮发作,前景是败血症。一九八六年,前列腺引起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停止写作整天卧床……冬天,他那毫无知觉的腿,经不起寒冷,如果冻了,就有坏死的可能;夏天,全身的热量只能从上身排出,额头的痱子从来不断……”

    年轻时那种想“抱着炸药包”与嘲笑他的人同归于尽的想法,已经慢慢被磨平了。他说起自己的腿,“就像说别人一样”。就在几年前,当这个作家被问及理想的生活状态时,他笑着回答,“我希望住在一个安静的地方,透析中心就在我家旁边”。

    那时,他每次都要为了透析花掉四个半小时的时间,前提还是“路上不能堵车”。

    在人生的最后几年,史铁生每天几乎只有两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写作时,这个病人总是躺在床上,在胸前斜支起一块木板,费劲地在笔记本电脑上敲打。

    20万字的《病隙碎笔》,史铁生整整写了4年。算起来,他一天平均只写了136个字。而这样的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起,一直写到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根据不完全统计,这种艰难的写作之后,中国文坛留下了属于史铁生的100多万字作品,也鼓励了无数的读者。

    在2002年华语传媒大奖上,这位一辈子囿于轮椅的作家,被评为“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授奖词对这个作家作出了最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他来说,死亡从不是个遥远的话题。甚至早在上个世纪末,他就对身后事做出了安排,“墓地、墓碑、花圈、挽联以及各种方式的追悼,什么都不要才好,让寂静,甚至让遗忘,去读那诗句。”

    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如今,在北京城东四环一个小区里,他的家门口没有摆放花圈或挽联。家人用一种宁静、镇定的声音婉拒前来采访的记者。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那个摇着轮椅的、虚弱的病人的身影,再也不会出现在这个院子里了。

    但还是有人会想起他那永远不曾实现过的梦想。几年前的一年个春天,史铁生最喜欢的美国短跑名将刘易斯来到北京,特意赠送给这个“一辈子都梦想着成为田径高手”的病人一双定制跑鞋。这个体育迷担心场面尴尬,就先乐呵呵地对着偶像说:“我1997年去洛杉矶,特意去加州大学体育场(第23届奥运会的主会场),摇着轮椅转了几圈。”

    2010年12月31日凌晨,这个病逝作家的肝脏,按照他的遗嘱,被捐献给了一个来自天津的病人。而十几个小时后,2011年的元旦就要来临。

    生前,他曾经说过:“死是一件无须乎着急去做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也许,在这个节日里,这个病人的魂灵已经告别轮椅,微笑地飞翔着,进入了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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