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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1月05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离休高官“公车上书”

本报记者 雷成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1月05日   10 版)
杨维骏(右)

    杨维骏已经很少出门了。除了每天早上出去游游泳,午觉过后在院子里散散步,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待在家里,看些资料,写写回忆录。

    这符合人们想象中离休高官的生活:深居简出,神秘低调。

    但在2010年12月17日上午,这位89岁的云南省政协前副主席坐着一辆黑色奥迪A6小轿车,带着两辆小面包车驶进了省政协,也重新驶进了人们的视野。

    面包车里是12名上访的失地农民,来自昆明市西山区福海社区。他们的2400多亩土地被撂荒了三四年,没有得到补偿,村里人已经上访了60多次。

    杨维骏却主动找上了这群官员们通常避之不及的上访人员。

    上访村民吴文兴向记者回忆,那天一早,访民们在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聚集。找不到负责人,400多人在大厅里或蹲或站。忽然来了一位面容清瘦的老者,后面还跟着一个拿着摄像机的年轻人。

    老人问:“你们反映的什么事情?有书面材料吗?”村民们呼啦一下子全围了上来。

    此前,他们怀揣着各级信访部门的回复单,被人从省里踢到市里、从市里踢到区里、区里又踢给街道办事处,认识的官员遇到了都“绕着走”。

    更多的时候,村民们只能静静地站在这些机关大院的街对面,有时一整天也没人来搭理,更从没有人主动出声询问。

    上访近一年,吴文兴最大的感叹是:“我们老百姓见个官,难啊!”他见过最大的官,是省里某局的副局长,“态度生硬,说话官式官样,都是官护着官”。 

    但眼前这位“省里的老领导”,却“句句都体贴民情”,而且“对土地问题非常了解”。

    这不是这位离休高官第一次对敏感的征地拆迁问题进行调研。几年前,一位医生向杨维骏提到,昆明棕树营的城中村拆迁将范围扩大了好几倍,附近十多个机关单位都被纳入拆迁改造范围。经过实地考察,他确认反映属实,亲自上书省级领导,最终有关部门决定“暂不拆迁”。

    令老爷子得意的是这次进言的“技巧”。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特意选择了云南省政协的一次盛大集会上,给在场的所有省委常委一人发了一份复印件,“省领导当即拆开阅读,批示处理。”

    但这一次,杨维骏决定带几个村民代表直接去省政协信访处反映情况。在站岗的武警还没回过神儿时,两辆破旧的面包车跟着他的奥迪车,进了政协大门。这辆挂着被称作“双A9”的特殊牌照的奥迪车,“是省里给副省级以上退下来的老干部配的,什么机关都进得去。”

    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回,老干部也被“踢”了“皮球”。

    吴文兴记得,他们先是到了6楼的信访处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处长在8楼。一群人在8楼转了一圈没找着,回到6楼,办公室却空了,烟灰缸上的烟雾还没有散尽。

    时近正午,三辆车只好各自回家。但此时,“离休的副主席带农民上访”的故事,已经在政协大院里疯传。

    第二天,政协老干处的处长和副处长跑来杨家询问事由。杨维骏淡然反问道:“哪条政策规定分配的公车只能供我游山玩水,不能用在调研上,用在为老百姓解除一些困苦上?”

    二人哑口无言,只得悻悻而归。

    当远在北京的女儿杨多奇听说此事时,事情已经过去了3天。不过,女儿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她甚至也没想过劝阻父亲。

    “多少年了都这样,别人都说他像个‘刺儿头’,老去犯上。”杨多奇说。

    还是在任时,杨维骏就举报过许多副厅级以上官员。为此,他得罪了不少人,仕途也因此阻滞不前。

    据说,在担任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杨维骏和另外两名代表对一位高官的持续举报,惹怒了高层,换届选举时,3人同时落选。在他离任前的一段时间,参加一些会议,都会被人提前打招呼,“不要发言”。

    “一团和气、彼此心照不宣、互不拆台嘛……”——从政60余年,杨维骏并非不懂“为官之道”。

    “可我学不来那一套。” 他摇摇头说。

    这个女儿眼中的“天真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这样批评眼下的官场:“一层层都有官僚气、都是一把手说了算,不像以前的官员那样,‘有种朝气、讲原则’。”

    这正如吴文兴对他的评价。这个70岁的前村民小组长感叹,杨的身上,有“老一辈官员的正气”。

    “难得杨主席89岁高龄还为我们奔前走后。带我们跑了两个部门都没有找着人,杨主席还倒过来劝慰我们。”吴文兴注意到,杨维骏上下楼折腾几趟后,有点儿气喘吁吁。

    这让村民们十分过意不去。可他们不知道的是,因身患白内障,杨老下楼梯的时候有视力障碍,需要人搀扶。毕竟,他已是耄耋之年。由于用脑过度,免疫功能失调,肾也不太好,前些年,这个离休干部曾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极高危病人”。

    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杨维骏坚持不肯“打招呼”。52岁的女儿杨多奇无奈,只能一边排队挂专家号,一边担心为做检查而空腹的父亲会不会晕倒。

    但这个坐久了会头晕、每天需要服用多种中西药的老头儿,并不太听医生的话。平日里,他阅读大量的报纸和资料,撰写各种政论文章,上门反映情况的老百姓,他也来者不拒。

    在这个出入需要登记身份证和以电话通报的别墅区,杨家的访客经常会令门口站岗的武警多看两眼。有手指粗黑、袜子破得像鱼网一样的上访者自己找上门来,将油腻的布袋往餐桌上一摊,就开始倾诉自己的不公平遭遇,平日里爱干净的主人,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

    也许是家世和经历令他“见不得不平事”。年仅3岁时,身为滇中名将、曾任孙中山的代参谋长的父亲杨蓁将军即被刺杀,小时候的生活颠沛流离,又曾被错误划为“右派”长达20年。

    就在前几年,杨维骏走在大街上看到人起争执,还会上前拉架,急得老伴王琬琦一把抱住他:“你这么大年纪,轻轻一推就倒了,还去拉别人?”

    三四年前的一天,王琬琦在饭桌上说起,小区里的一家餐厅因为生意红火被人觊觎,找了个借口说是厨房排烟影响了住户,要被赶走,邻居们都十分不舍。

    本是无心的聊天,杨维骏却又打抱不平了。第二天,他亲自拿着尺子爬上楼顶,丈量了餐厅排烟管道和居民楼之间的距离,写下论证反驳,还发动了100多户住户签名。金牛餐厅终于得以保留。

    “他做个事情,调研要搞得清清楚楚,又一定追着,看到问题解决。”王琬琦说。

    果然,带村民上访的当天下午,杨维骏又只身去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分管耕地保护的副厅长亲自到大门口迎接,满口承诺,一定责成相关部门调查村民们反映的情况。

    据说,在领导的亲自过问下,昆明市国土资源局、西山区政府、福海社区街道办事处将与维权村民代表约谈。

    能让这么多“官员”当面听取自己的诉求,这是吴文兴之前想都没敢想的事。跟着杨维骏上访未果之后,村民们没敢再去麻烦他,直到再次接到杨老的电话。

    “杨主席没忘记我们的事,为我们又跑了好几趟!”吴文兴大声告诉每一个前来探听消息的村民。

    于是,村民们订做了一块匾,上书“中国好官”,打算“敲锣打鼓地送进杨家,亲手挂在客厅里”。

    不过,“公车上访”事件传开之后,前来反映情况的群众,却令这个“中国好官”应接不暇。前些天,一位访民找到杨家时已近中午,保姆不敢打扰“爷爷”接待客人,只好将午饭热了又热。

    但杨维骏知道,“不能什么事情我都包办”。

    “我精力不够了,没办法处理每一桩是非曲直,只能先看着眼前这件事解决好。”他的声音低下去,身上的毛裤和棉裤在暖洋洋的昆明冬日午后,提醒着他的年龄。

    “其实我能做的,也就是把他们领进大门。”他突然又激动起来,“上访是党和国家的制度,光明正大的事情,怎么会上访60多次,却找不到一个能认真听农民讲话的官员?”

    “公车上书”之后,有电视台来采访杨维骏,驾驶员有些顾虑,要求记者不要拍摄那辆已经出名的汽车。杨维骏却生气地说:“你怕什么?”

    “得罪人有什么办法,谁叫你得罪老百姓?”这个“离而不休”的老干部大声说道,“我不怕得罪人,我活在世上,就要与腐败势力作斗争,这是我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如果不作斗争,我就枉自来世上走一遭!”

    其实,他还是有害怕的事儿。

    直到如今,杨维骏都不敢去小区里面的那家餐厅吃饭,尽管这是家门口最方便最实惠的餐厅——因为人家不肯收他的钱。

这只摇了38年的轮椅,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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