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家在科研项目里飞呀飞

    有媒体统计了113项将于2011年开始实施的973项目，发现其中剔除官员和海归，剩下的本土培养和成长的专家不到30人，占总人数不足10%。这就意味着，“本土成长，又不带‘长’的教授，很难拿到大项目。”（《中国青年报》1月6日）

    科研项目“官”气盎然，早就成为当下我国学术生态中的“寻常一景”。973计划旨在解决国家战略需求中的重大科学问题，以及对人类认识世界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的科学前沿问题——这个定位大约就是说，此类研究课题恐怕不是三五天或三言两语就能结题的。值得关注的是：就是这样的项目里，几位重点高校校长赫然出现在“主演”的行列。分身乏术的高校行政官员，竟然有精力悉心于如此耗时耗力的重大科研项目？其实，只要晒晒“官学家”们一年的行程表，答案自然水落石出。

    首席“官”学家在科研项目里飞呀飞，失范的资源配置在他们身后追呀追。类似的传奇，早就有很多意味深长的注脚：譬如在2009年新增选的院士名单中，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八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管理人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85%以上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都是带“长”的人物。再譬如，2010年教师节前夕，教育部评出第五届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经统计发现，100位获奖者中担任党委书记、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实验室主任和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的占九成，不带任何“长”的一线教师仅有10人左右……这样的比率，既“一脉相承”又“绵延不绝”。 

    飞来飞去的“官”学家，既像学者，更像官员，一人分饰两角，顺风顺水得心应手。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而我们的科研投入也已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本应体现科学精神、科学规律的科研资源，却成了“官”学家们的囊中之物，科研资源最终沦为他们一次冠冕堂皇的财力分配。

    说来说去无非是“科研行政化”的道理，但是，“科研行政化”是怎么形成的，又是如何积重难返的？回答这些问题，似乎等不及所谓体制机制的华丽转身：一是我们的财政并不那么宽裕，经不起如此折腾；二是真正做研究的年轻人也等不起，青春不等人。既然科研投入属于财政支出，那么，绩效审计何在？资源配置的程序正义何在？

    凡事诉及体制或法律，很多时候并不能及时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科研项目上的沉疴，与其期待一步到位地纾解，不如“解剖麻雀”、厘清大型国家级科研项目中的责权利关系。“官”学家们在科研项目中的长袖善舞，本质上和“驻京办”、“建筑转包”并无二样——嗷嗷待哺的中国科技创新，需要从这场奢侈盛宴中清醒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