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腕减排看河北

    2010年河北十大新闻评选近日揭晓，“全省打响节能减排攻坚战 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标任务”位列其中。

    对于河北这个资源型产业大省而言，取得这样的成绩殊为不易。

    “十一五”一开局，河北就遇上了硬骨头。据该省一位环保官员介绍，最初省里的计划是把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5%的任务平均分摊到5年。但第一年，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了3个百分点。第二年全力拼搏，又下降了3个百分点，减排之路一度徘徊，步履维艰。

    面对困难和压力，2007年，履新不久的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提出：“节能减排，拒绝理由！”2010年9月，面临节能减排反弹的严峻形势，省长陈全国再次郑重表态：要破釜沉舟，以铁的手腕推进节能减排。

    一把手推动“全官治污”

    2010年上半年的两件事，无疑再次拨动了河北省地方官员节能减排这根本已紧绷的神经。

    在2009年度节能减排目标考核中优秀的鹿泉市、辛集市等政府主要负责人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得到提拔重用。

    同时，由于2009年节能减排项目没有按期投运，相关县(市、区)的党政主要负责人和企业法定代表人在省内媒体上被公开“亮相”。

    早在3年前，河北省地方官员就在减排面前，开始做这道“污染帽”和“乌纱帽”二选一的选择题。

    2007年，省委书记张云川提出了“双三十”的构想。在河北全省选出30个县（市、区）和30家企业，以“十一五”后3年为限，节能减排任务完成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当地一把手的政治前途，关系国有企业法人代表的去留，关系民营企业的命运。

    2008年1月，“双三十”的一把手向省人大代表作出庄严承诺：拒绝一切理由，实现承诺目标。

    “减排难，难在涉及部门广，矛盾交织点多。”河北省某县环保局局长对记者感慨，仅环保一个部门实在“能量”有限，有心无力。

    “老大难，老大难，老大一重视就不难！”在他看来，只要一把手认识到位、督导到位，各种措施就能创造性地想出来，再难的问题也能解决。

    正是依托“双三十”，河北省让地方一把手的认识和督导一步到位，使行政问责的巨大压力逐步传递至“末梢”。

    2008年4月，因境内主要河流COD浓度严重超标，深泽县分管环保的副县长吃了石家庄市政府发出的第一张红牌，所有排水量增加项目停批，限期两个月实现达标排放。

    红牌“管制”期间，县里的环保工作由常务副县长负责，分管环保的副县长被要求停下环保以外的所有工作，协助常务副县长做好环保，直到达标为止。

    “那阵子真是全‘官’治污，深泽县的干部几十天不回家的大有人在。”虽然已过去两年多，但县环保局工作人员对此仍记忆犹新。

    那期间深泽县前后召开了9次干部会议，各级干部明确责任。

    此次深泽“全官总动员”，仅用45天就摘掉了红牌。

    各级官员从来没有像“十一五”期间这样真切地感受到减排工作的巨大压力。以钢铁业富甲一方的县级市武安甚至曾派出4个副市长的“豪华阵营”，对节能减排齐抓共管。

    2010年年底，记者采访时注意到，随着“十一五”即将收官，3年践诺，一诺千钧，许多地方官员不免为将要交出的成绩单忐忑不安。

    找准企业“痛点”，四两拨千斤

    “对企业而言，减排的积极性无法和节能相比。”河北钢铁集团邯钢公司副总经理王竹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实话实说”：减排只会花钱，不能像节能那样给企业省钱。

    他给记者按起了计算器：从2008年到现在，邯钢已投入和将投入脱硫设备的资金为4.6亿元，而单纯运行烧结矿脱硫设备，每吨矿的成本要增加8元左右，一年就要投入1.4亿元；而邯钢环境除尘设备的用电量更占到邯钢总用电量的13%至15%。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边继云调查发现，目前在减排投入上还是以企业自筹为主。由于这样的投入不像扩大再生产那样，效益立竿见影，因此企业“能省则省”。

    为此，有专家指出，相对于对地方政府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运用经济手段来推动企业减排会更有效。

    根据有关规定，电厂现役燃煤机组安装烟气脱硫设施，上网电价即可享受每千瓦时加价1.5分钱的脱硫加价政策。

    但河北环保部门在检查中却发现，一些安装了脱硫设施的电厂，因舍不得设施运转的费用，玩起了“猫儿腻”：一方面让脱硫设施处于休眠状态，一方面却享受着脱硫加价政策。

    为了这1.5分钱，河北省出台了《〈燃煤发电机组脱硫电价及脱硫设施运行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多部门联动，共同挤干企业“数字减排”的水分。

    “环保部门负责对享受脱硫电价的脱硫机组进行实时监控，从而核定出投运率和脱硫效率，将结果提交给物价局和电网公司，根据机组的投运率，从上网电价中扣除脱硫电价。”河北省环保厅总量处处长孙京敏说，“脱硫设施投运率不高于90%的，在扣减停运时间所发电量的脱硫电价的同时，还要被罚款。”

    不到一年，全省共扣除脱硫电价近亿元。重罚之下，孰轻孰重，企业一目了然。孙京敏说，为了避免因小失大，企业的脱硫机组再不敢懈怠，一直日夜忙碌。

    “不仅仅是为了这1.5分钱。”他认为关键是找到企业的“痛点”，运用经济杠杆，减排就可“四两拨千斤”。

    为此，河北省将环保与企业的又一“痛点”——信贷挂钩，通过实行绿色信贷“环保一票否决制”，推动企业减排。

    2009年颁布实施的《河北省减少污染物排放条例》，更是将减排直接与企业负责人个人的“痛点”衔接。《条例》明确规定，对排污单位违反《条例》有关规定的主要负责人及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可以处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

    2010年4月，河北省环保厅对8起典型环境违法案件实施了省级挂牌督办，8个企业法人代表收到了为此开出的首批罚单。“虽然说不上巨款，但要自掏腰包，对8个企业负责人的触动是实实在在的。”河北省环保厅法规处的崔立昌告诉记者。

    “政绩观”因减排而改变

    面对“十一五”减排的成果，有专家担心，重压之下得来的成绩单，稍有松懈，可能就会引发反弹，从而前功尽弃。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义平认为，真正意义上实现节能减排取决于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决于地方政府是不是保护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取决于资源利用效率。

    “鹿泉人均四两土，白天不够晚上补。”这是紧邻石家庄市区的县级市鹿泉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所谓的“土”，就是水泥工业日夜喷吐的粉尘。鹿泉石灰石矿藏丰富，曾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水泥生产基地，最多时全市共有水泥企业166家。

    “当时水泥企业全部采用机立窑生产工艺。”鹿泉市环保局局长贾秀忠介绍说，在这种工艺过程中，粉尘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就全部排放到大气中。

    据环保部门监测，环境最差时，鹿泉全年二级及以上天数仅有75天，是石家庄公认的大气污染源。鹿泉人自嘲地形容这座城市为：晴天是洋（扬）灰厂，雨天是水泥厂。

    “十五”期间，凭借水泥产业，鹿泉连续几年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在“十一五”减排压力下，鹿泉人知道，不调整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就不可能完成目标。

    于是，从2007年开始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鹿泉一口气关停了76家机立窑水泥企业。2009年4月3日，随着一座年产10万吨的机立窑生产线被夷为平地，长达40多年的水泥机立窑生产工艺彻底退出鹿泉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

    2009年，鹿泉全年二级及以上的好天达到了318天，比石家庄主城区还多了1天。

    “减排的成果不仅仅是蓝天白云。”鹿泉市市长董晓航告诉记者，鹿泉市曾经的166家小水泥生产企业，如今已被3家大型水泥企业、工艺和设施在国内领先的8条节能减排示范生产线所取代。“虽然产能比以前减少了将近300万吨，但税收却净增了7000万元。”董晓航说。

    关于GDP和减排之间的纠结，鹿泉只是河北省的一个缩影。河北是“一路高歌”跨入“十一五”的，经济总量多年保持全国前列，“十五”收官之年全部财政收入跨上1000亿元台阶。然而，骄人成绩的背后，却是一个资源型产业大省的传统发展方式之痛。

    河北省的产业结构偏重于冶金、化工、建材等高污染高能耗工业，用该省一位官员的话概括就是“傻大黑粗”。国家数轮淘汰落后产能，河北都被作为反面典型，受到国家调控部门特别关注。

    “十一五”期间，河北省在铁腕减排的同时，更把减排作为了优化经济结构、淘汰落后产能的重要抓手。

    邯钢的一位工人告诉记者：“去年邯钢一次性淘汰落后产能１７０多万吨，市长出席仪式；今年一次性淘汰２１４万吨落后产能，更有副省长参加活动。”在他看来，官员出席此类仪式的级别似乎与淘汰力度直接相关，“落后产能淘汰得越多，来的官儿越大”。

    “官员的政绩观正在随减排而改变。”鹿泉市委书记郝竹山认为，这可谓“十一五”减排的又一收获。“如果还是按GDP等原来的考核指标来衡量地方干部，那工作就不好推动。”旧有的“唯GDP论”政绩观在淘汰产能的过程中就显得不合时宜。

    于是，鹿泉市委、市政府决定，凡因淘汰落后产能影响GDP或税收的，不影响政绩考核，不追究乡镇责任。同时，资源环境等指标出现在了乡镇干部的考核表上。明确规定，连续两年完不成节能减排任务的单位负责人要主动引咎辞职。

    一方面打消地方干部节能减排的顾虑，一方面还要对节能减排目标加码。“在这样的政绩观下，工作自然就好推动了”。

    在今年的考核体系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降低率、万元税收用电率等内容，第一次出现在针对乡镇的考核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