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就在几个月前，在苏州大学大三学生姚骁的印象里，农民工的形象还是“扛着蛇皮袋，衣衫褴褛，眼神迷茫”。现在，他开始重新认识当今的农民工：他们拖着行李箱进城，自我意识很强，跟他们的前辈相比，“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水平高，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却有所降低”，他们被称作新生代农民工。
新的农民工形象是姚骁经过前几个月的调研后“修正”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从就业技能和心理预期都将自己定位于城市……从这个意义上看，新生代农民工就应当比老一代农民工有更优越的生活状况和更强烈的权益诉求，他们期望自己的归宿是产业工人，是市民，而不是农民。”从２０１０年暑期开始，姚骁与苏州大学的二十几名同学一起对新生代农民工开展调研，通过对648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和一对一的访谈，他们对自己的这些同龄人有了新的认识。
不仅仅在苏州，就在同一时间，南京、无锡、常州等13个江苏省的省辖市，都活跃着由大学生组成的调研团队，调研内容就是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的社会融入，并最终形成总计5万余字的调研报告《新农民，新市民？》。
500多名大学生完成6000多个样本的调研
“这次调研有6000多个样本，国内省级层面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中，很少有如此大的样本量。”南京林业大学社会工作系系主任孟祥远认为，调研的价值一方面在于样本的选择及其规模，另一方面在于，经过培训的调查员一对一深度访谈了200多个个案，定量调研与定性调研相结合，保证了调研的质量。
据团江苏省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２０１０年暑期，团省委在全省发动了19所高校，组建了19支重点团队，动员500余名大学生，面对面访谈6000多名农民工，对全省新生代农民工及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的权益需求状况进行社会调查。
2010年7月14日，团江苏省委举办专题培训并启动该项工作。19支重调研点团队的成员主要由社会学及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组成，每个团队20～30人，配备1名专业指导老师、1名高校团干部。团省委会同有关专家，研究设计了《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状况调查问卷》和《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生活状况调查问卷》，根据江苏省农民工分布情况，确定了19支团队的调查样本量。
2010年暑期结束后，500多名大学生完成了对4746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并通过访谈1278名一代、二代农民工，了解他们未成年子女情况。调研报告用翔实的数据指出了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居住条件与住房消费水平、经济收入与生活支出、劳动保护、社会保障政策、身份歧视、社会参与程度、心理疏导、个人职业发展等方面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这次活动最大的特点是调查员采用一对一访谈的方式进行调研，同时选择一个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访谈。”团江苏省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各团队利用暑期半个月左右时间完成抽样访谈和个案深度访谈，团队成员通过最鲜活的案例故事，讲述江苏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未成年子女的经历，形成了一部“新生代农民工和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深度访谈录”。
“通过整理发现，他们的遭遇主要集中在非法用工、工伤事故、人身伤害或歧视、欠薪失业、就医困难、入学困难、上访、迁徙困难、违法犯罪等方面，访谈是半开放式的，主要围绕事件、经过、原因、结果、相关部门作为、社会组织作用及其他观点等10个方面的内容展开，有效案例共220份。”团江苏省委权益部负责人介绍。
让大学生颇感意外的“对话”
“很快，五六个农民工推门而入。但与我印象中的农民工完全不同，他们衣着整洁……一坐下来就掏出随身携带的钢笔飞快地填写，原来他们就是包工头……见此情景，我们只能祈望此后能够接触到一线的工人。”这段话源自姚骁所在团队的成员日志，这是最初几天他们到建筑工地做调研时遇到的情况，让他们感觉有些意外。
但进一步的调研让他们意识到：“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普遍受到较好的教育，至少是初中毕业，他们如果回到工地，不可能再去做刷墙打桩的工作，从事管理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
在总调研报告中，这一点也有所体现。统计分析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55.7%的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中专或以上，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只占到总数的6.9%。
孟祥远还注意到，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面貌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比例在增加。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这也使得他们对未来有了更多的期待。”姚骁和他的同学在调研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有些进城务工青年在电子制造企业上班，干得久了不喜欢那儿的工作环境了，就辞职，玩两个月；想要上班了，再出去找工作，“尤其是电子产业相关的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难找”。
“尽管如此，他们在城市里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视。”姚骁说，比如租房子，有些房东听说房子要租给外地来的农民工，提出的各方面费用比租给本地人都要高。
从了解到帮扶
相对于上一代农民工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状况有所改变。但是，参与调研的大学生表示，不可否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弱势群体。通过调研，大学生也加深了对他们的了解。
在南京林业大学进行的访谈中，一个调查对象不小心从建筑工地的架子上摔下来，导致左腿骨折。老板把他送到医院救治，住了几天院，因为医疗费用高没有继续住下去，从医院搬回工地。在工地，一切花费都出自这位农民工自己的积蓄，他也没有工资可领，最终不能维持生活就回老家了。
总报告显示，有23.8%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过危险、有毒、有害的工种或岗位。单位没有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的比例为39.7%。而57.6%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知道有关伤亡补偿标准的相关规定。
参加调研的南京林业大学大三学生万艳说，以前对农民工的这些境遇也有所了解，但只是听说，当她亲眼看到新生代农民工住在“只能摆一张床”的房子里，才对农民工的境遇有了切身的体会。
万艳的同学徐婧洁的感受是，新生代农民工除了有在法律援助方面的需求，还需要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帮助。
这一点在总调研报告中也得到印证。调研人员发现，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心理疏导的方式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有28.6%的新生代农民工选择“打电话给家人”，20.6%选择“找老乡聊天”，17.5%选择“睡觉”，10.6%选择“憋在心里”，8.7%选择“喝酒”，1%选择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生活中如果遇到烦恼，新生代农民工一半以上的人选择“很少求助别人”、“只靠自己，不接受别人的帮助”。
孟祥远表示，通过这次调研，参与者普遍感到，从新农民到新市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除了要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实现客观上的融入外，还需要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者的介入，从主观上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
事实上，一些参与过调研的学生已经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实践，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帮扶工作已经在一些学校展开。
本报记者 崔玉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