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世界领导力的加拿大军队

    不久前，我作为国防大学指挥员班代表团成员之一，在团长郭俊波中将的率领下，对加拿大军队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这让我有机会近距离去了解加拿大军队。

    源于一名政治理论工作者的使命意识，紧张的行程间隙，我记下了自己的见闻和所思所想。

    6．2万人的军队追求世界领导力

    ——彰显大国军队意识

    访问加军的第一印象，是其对世界领导力的强调和追求。不管是与其国防副参谋长唐纳森海军中将交流，还是受访的各单位军官介绍情况，他们都特别强调这一点。

    为了弄清“领导力”所指，我多次求证，他们的解释是：世界重大活动中有加国的军事存在，共同军事活动中加军拥有实际指挥权。

    加军规模很小，现役军人仅62万人，军事装备在大国军队中也不突出，但他们在追求和强调领导力方面并不输于任何军事强国。一定意义上，他们已经将世界领导力作为军队建设目标和价值追求。

    加军认为，发挥领导作用，是通过介入事务，参加工作，承担相应责任来实现的。因此，加军支持和参与世界军事行动的热情很高，包括参加国际反恐活动、世界重大维和行动或作战行动。加军仅6万多人，但目前在执行海外任务和准备执行海外任务的人员达8000多人。

    加军追求世界领导力，甚至反映在这次我军代表团的访问过程中。他们所以热情接待访问团，背后有着战略考量。加军方对国际战略格局明确表述为：世界权力中心正在快速向亚洲转移，尤其是向中国转移。要发挥世界领导力，必须与中国军队打交道。

    这引发了我的思考。作为大国军队，我军走向世界已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与现实存在。中国参与世界维和已经20多年，派出的维和人数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人数最多的。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提升官兵的国际视野和胸怀，在广大官兵中确立大国军队的意识，已经成为影响我军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48岁的上尉

    ——职业化的缩影

    陪同访问团的军官是个上尉，他很热情，也很敬业，短暂的相处给我们留下良好印象，分别时大家自发热烈鼓掌，以示感谢。

    上尉一路和我邻座，他已经48岁，我们同龄，而我已是资深大校。军衔上的悬殊迫使我思考一个问题，假如自己也是只长军龄不长军衔，心态如何？工作热情怎样？这个疑问背后涉及的是我军能否推行职业化，或职业化有无坚实基础的问题。

    加军对军官素质要求很高，官方要求校官以上军官能使用英、法双语进行交流。强烈的人才观念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着军队建设模式。比如，谈及职业化军队建设时他们认为，让一个拥有几十年经验和专业能力的军官离开军队，是一种浪费。为了避免人才浪费，只能走职业化道路。

    加军军官服役时间一般都很长，只要身体合格，每一个层级都可以干到60岁的退休年龄。为了支持军官服役，加拿大给每一个军官以丰厚的物质待遇，对于牙医等特殊专业，还规定了特殊的福利待遇，以吸引他们从军。由于政策到位，在加拿大，军人这个职业比较稳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也正是由于稳定，军官的晋升空间受到限制，因为只有有人退休，别人才能补缺，因此大多数人一生都很难获得较高级军衔。如此情况下，要让军官忠于职守，显然不能靠官位、军衔的诱惑，只能依赖职业素养和职业意识。

    加军的职业意识和文化素养令人印象深刻。在与唐纳森海军中将交流时，他是带着士官长出场的，并且热情介绍士官长，表示自己回答不了的问题，士官长一定能够满足大家。我注意到，当两个人站在一起时，那位士兵神情自然，全然没有与高官并行时的拘谨。或许在他们的思想深处原本就认为，职位有差别，人格无高低，将军与士兵拥有各自的价值感。

    由此联想到我们自己，冷静分析中国军队的发展路径，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就是军官职业化问题。随着社会专业分工的深化，未来政府职能的调整，转业干部安置问题愈加凸显，地方安置转业军官的压力越来越大，安置不好又直接影响部队稳定，进而弱化战斗力。要解决这一问题，军官职业化是根本出路。

    然而，走职业化的道路，存在着因转型而需要一代人来承担转型代价的问题，即进入正常轮替前，大量军官要为制度变化作出职位和价值实现上的牺牲。牺牲需要补偿，要么物质上的，要么精神上的，目前看两个都很难解决，尤其是精神方面的。数千年封建文化造就了大众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评价系统，很多情况下人们不是看你做了什么，而是看你当了个什么官，这导致每个人都盯着官位。所以，不改变我们社会的价值评价标准，不有效提升大众的职业意识和职业精神，即改变文化土壤，中国军队的职业化道路将会走得异常艰难，甚至无法推行。

    “任务第一，服务人民”

    ——一种熟悉的核心价值观

    基于对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特别关注，访问过程中我特意向唐纳森海军中将以及接触到的各级加方军官提出“加军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任务第一，服务人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回答时，代表团的团员们忍不住笑了。

    这原本是我们话语系统中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相近的表述，不一定解读出相近的内涵，但军队间存在相似或相近的东西，却是必然的。毕竟拥有相同的职业属性。

    在进行更深入研究前，我们不敢轻言加军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过程，但其理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大概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汶川大地震，西方媒体曾表达两个“想不到”：想不到中国军人和老百姓关系那么好，想不到中国军人到灾区不带枪。

    这些“想不到”可以理解，因为中国军队走了一条与西方军队迥异的发展道路，西方军队作为职业化军队有其专属性任务，决定了他们与民众接触较少，再加上西方社会运行机制发达，专业队伍完善，因而不必在民事上过多借助军队，所以他们不会像中国军队这样深入群众之中。

    随着时代的发展，加军在“深入群众”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纳森海军中将强调，加军越来越重视让民众更多了解军队的工作，强调军人与民众的有效沟通。这种沟通以有效参与社会事务为表现形式，如搜救、安全维持、应对自然灾害等。加拿大冬奥会军队就部署了4000名军人协助皇家骑警维护治安。在帮助民政部门应对自然灾害上加军也做了很多工作，仅2009年在搜救方面军队就参与了1万多项任务。

    一定意义上，从西方军队的转变中，我们更加认识到自己的性质宗旨和优良传统的可贵。

    “那只是个历史事件”

    ——加军的历史观

    在加拿大皇家军事学院访问时，学院的博物馆馆长带领我们参观校园，其间，我提出一个问题：加拿大人对当年英国、法国的殖民统治有什么看法？同行的一名团员干脆直接问：加军对当年参加朝鲜战争怎么看？

    两个在我们看来有些“敏感”的话题，到了馆长那里，变得轻松和坦然：“那只是个历史事件！”

    加拿大人把殖民统治看作历史事件，有其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加拿大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原土著居民本来就很少，已经不是今天加拿大社会的主流。也就是说，今天加拿大的主体人群是移民，文化是移民文化，在由殖民者英国人、法国人构成的国家和社会，殖民者更多的自然是诉说当年辉煌的开拓史，而不可能站到原土著人的立场上解读历史。

    至于对朝鲜战争的看法，则是由前者衍生出来的文化意识和价值观念决定的。犹如今天的欧洲，二战受害者不再记恨德国，一是因为德国人从根子上切断了与纳粹的历史，二是因为西方人的历史观使然。1970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从访问波兰的时任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的那一刻开始，历史就翻开了新的一页。这也启示其他侵略者，应当以更虔诚的态度对待历史，以求历史翻开新篇章。

    加拿大特有的历史观反映到加军，就是对历史的尊重。在皇家军事学院，我们看到的是百年办公楼只修缮，不拆建。于是，一个历史并不久远的移民国家，却给人以历史的厚重感和岁月的沧桑感。

    加军的历史观引发了我许多思考，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正视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在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固守原有的价值系统，只能带来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差异引发的矛盾与冲突。因此，必须以辩证的思维和新的观念认识对方、理解对方，这是对全世界人民的要求。

    更具体一点讲，在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对于走向世界承担更多国际义务的中国军人来讲，我们有一个明确价值标准的问题。记得二战结束后，被称为世纪大审判的纽伦堡国际法庭对纳粹成员进行审判，其间控辩双方辩论的焦点之一在于，纳粹将军是受命行为还是主动行为，结果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几名“必死无疑”的战犯，因为被法庭认定是受命行为而免死，其法理支撑在于军人生来是执行命令者。

    我还想起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时任美国国防部长讲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越南战争，美国是彻底地败了，也彻底地错了，但响应政府号召走上战场的所有美国青年，他们的行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也是这种判断，便有了今天的肯尼迪广场上的越战纪念碑和群雕。军人的行为是国家意志的反映，在其走上战场的时候，如果还必须由每一个军人自己权衡和判断战争的对错时，这支军队必无斗志可言。

    军人只有一个标准：只要是国家意志，只要命令下达，即使明知前面是死亡，也必须扑向死亡，这乃天职使然，至于决策的对错，让政府去承担。所以，我们参加过的每一场战争，都应当存在于记忆中，彰显于社会中，在每一场战争中的牺牲者，都应当为国家所纪念。

    丹尼斯的骄傲与司令官的座驾

    ——无处不在的荣誉激励

    西方军队怎样平衡物质利益和荣誉激励，这是出访中我关注的重要命题之一。有些细节令我感慨。

    其一，与加军接触不久，我就开始关注国防部联络官丹尼斯胸前的勋表。因为2004年，我曾主持完成了报军委总部的《关于完善和实施军人勋章奖章徽章佩戴制度的研究》报告，其核心是我军应尽快实施世界军队通行的勋表制度。报告上送不久，总部回复：此建议有可能进入决策。由于做过这样的研究，近距离接触西方军人时，我自然想进一步了解相关情况。

    热情的丹尼斯不仅耐心介绍胸前每一枚略章的含义，甚至解开上衣口袋取出一枚奖章，详细介绍它是海外执行某种任务时获得的奖励。在皇家军事学院，丹尼斯又结合该院院长胸前的略章，主动向我介绍。其对荣誉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其二，在加军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参观交流完毕，司令官格林伍德海军少将便在其漂亮女助手的陪同下，乘上那辆看似寒酸，却由漂亮女司机驾驶的专车，绝尘而去。正当我们为东西方文化差异而感慨之时，忽然发现将军座驾的后面钉着两颗将星，一种自豪感与责任感油然而生。

    张扬权位与张扬军衔有着本质区别，军衔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意志与奖赏，将其表现出来，原本就是荣誉的外显，产生的是约束与责任。

    加军的荣誉激励反映在方方面面。在海军军官俱乐部，墙上悬挂着所有军舰的舰徽，俱乐部甚至张贴着历届俱乐部主席的照片。最让我们感慨的是他们对牺牲者的尊崇。在我们参观的几个军事单位中，该部队牺牲者的姓名和照片往往都张贴在最醒目的位置。这种做法似乎比宣扬本单位产生了几位部长、将军更能提升人的境界，引导人的价值追求。

    对牺牲者的尊重已经化作加拿大的国家意识。我们访问过程中，恰遇加拿大国旗降半旗，后来得知是有军人牺牲。在祭奠牺牲军人方面，加拿大在国家层面和军队层面都有相应的规定，同时为老百姓和军人认同并遵守。比如，他们设有阵亡将士纪念日，每当这一天到来，会在首都的纪念广场举行盛大的仪式，政府高层官员出席，在正式纪念日前后十多天时间，全国民众都在胸前佩戴相应标识，以示对牺牲者的敬仰和纪念。每当海外执行任务的官兵牺牲，国家都为其降半旗，遗体置于棺椁覆盖国旗以隆重礼仪迎回下葬。名字要上政府纪念册，媒体进行报道。正是这样的活动有效提升了军人的荣誉感。

    网上办公

    ——开放的姿态和富于特色的管理理念

    访问期间，加军联络官一路不停地用手机发送信息，处理访问团的相关事务。经过向驻加使馆董武官求证，加军军务许多是通过网络进行处理的，其军官每人都配有功能很强的黑莓手机，他们认为网络办公，效率高，成本低。

    加军的开放度很高，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军官，从官方正式交流到私下沟通，都表现得开放和坦诚，几乎有问必答，给人的感觉是毫无保留。

    与此相一致的是对网络的管理，我带去的电脑几乎在其任何场合都能无线上网。董武官介绍说，在我们看来是机密的东西，在他们的网站上都能找到。

    这种开放性和对网络的态度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由于加拿大特殊的地理条件和国际政治、军事环境等因素，他们明确表示自己没有现实的外部威胁，既然没有外部威胁，防范方式与建军治军方式便与此相一致。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方面的原因。

    延伸开去，美国军队的大多数文电是通过网络完成的，即使维基解密把美国政府搞得晕头转向，他们却仍然不会因此去封网。这其实涉及如何管理部队，以什么理念管理部队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也有弊。重视安全很有必要，但过犹不及，过了就是以牺牲战斗力为代价保安全，甚至会异化军队和军人的天性。军队的安全一定是在增强战斗力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应当是法则和铁律。

    访问加军过程中，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官兵张扬的个性以及独立思考能力。加拿大军事学院与皇家军事学院在介绍其教育理念时都讲到，教育的重心之一是开发官兵的“批判性思维”。为什么他们突出独立思考呢？我想有文化背景的原因，更有对个体智慧如何才能最大发挥的理解。将它与战斗力联系起来，只有不僵化、不拘泥于教条，能最大限度调动潜力的军人，才能更好地履行使命任务。

    各国文化有差异，各国军队人才培养也有不同理念的支撑，哪些地方值得互相学习借鉴，这正是我们进行军队之间交流时需要深入思考的。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