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
晚上6点刚过，学生们开始陆陆续续到达樊阳家。在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局促地挤着一张大圆桌和十几把式样各异的椅子。书柜和写字台上摞着厚厚的书本，旁边却靠墙立着一把红蓝相间的儿童玩具车。
这个房间，是中学教师樊阳儿子的卧室，但每周末，这里都被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的语文老师改造成了一个“私塾”。学生们早已习惯这个简陋的教室：为了不给家里的女主人增加打扫的负担，他们自觉穿上了蓝色的一次性鞋套；而且，因为曾经被邻居投诉“扰民”，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上下楼梯，都变得有些蹑手蹑脚。
“大家文章读完了吗？说说自己的感想。”樊阳说。这些围坐在他面前的学生，刚刚结束自己的期末考试，却大多依然按照阅读班的要求，在过去的一周时间里，读完了一本超过30万字的小说——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因为椅子不够，几名学生抱着膝盖，坐在了地上。
类似这样的场景，已经存在了十多年。在这里，他领着学生读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罪与罚》；读过拜伦和雪莱的诗句；读过《诗经》；也讨论过作为时事热点的“杭州飙车案”……他希望通过这些名著和时评，让学生们在对分数和现实的追求之外，也能“感受文字的魅力，感受人性的美”。
在这里，学生们的发言常常吐露出超乎年龄的成熟认知，比如此刻。
“《上尉的女儿》里面，起义军首领对彼得表现得很宽容。” 一名高二的男生一本正经地说，“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更加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而和他挤在一张沙发上的另一名男生却不以为然：“我觉得这部小说没有什么特别有新意的地方。”
“很好，你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樊阳向他们点了点头。
这位有着20年教龄的语文老师，一直要求自己的学生能“独立地思考、真诚地表达”。他还记得，自己在中学时代总是有“两种话语体系”：明明有真实的想法，可在考试时，却会写下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内容。
“我希望学生们说真心话，而不是成为一个个木偶。”他认真地说。
今年42岁的樊阳，个头不高，身材瘦弱，也许是因为常与年轻的学生们交流，他讲话总是眉飞色舞，并且搭配着丰富的手势，看起来更像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
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之后，他回到老家陕西咸阳，成了厂矿中学的一名语文老师。在那里，因为有感于教材的局限，他开始在课外开设“私塾”，讲授大家感兴趣的“杂学”，包括历史、地理和文学，让学生们接受的教育，更加符合自己“对语文教育的预期”。
此后，他工作调动来到上海。因为没有住房，他在复旦大学的一个花园里恢复了自己的“人文讲堂”。每个周末，他都会在这个花园中的凉亭里和十几个学生一起朗诵诗歌，但结束后，却只能回到自己与十几个老师合住的大宿舍里。
十几年后的今天，樊阳已经买了房，有了自己的家庭，私塾的地址，被移到了如今这座位于上海市区老旧的六层民居里，而内容也更加丰富，除了阅读、讨论，他还曾经领着学生游览苏州河、外滩，甚至集体去了200多公里外的绍兴。在这些行走的过程里，樊阳总是从头到尾滔滔不绝地解说，“就像一个最专业的导游”。
这些知识来源于他从小阅读的积累。年幼的时候，这个在偏远的厂矿里长大的孩子翻遍了自己能看的书籍，甚至一度从地图册上背会了全国的县市和河流。这让他在讲课中总能随性地旁征博引。一位曾经的学生清楚地记得，在讲到杜甫的生平足迹时，这位语文老师竟然在黑板上随手画了一幅颇为成形的中国地图。
而现在，学生们的参考书越来越多，考试负担越来越重，但教育的成果却常常无法令他满意。在最近一次的讲课中，他吃惊地发现，对于普希金小说里提到的俄国“农奴制”，竟然没有一个学生解释得清楚。
“历史课本上只是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了改革，但是并不彻底。但是农奴制到底是什么，书上就没说。”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子向他解释道。
“那你们为什么不问问老师呢？”樊阳在圆圆的眼镜片后面瞪大了眼睛。
学生们安静地面面相觑，没有人回答。
其实，樊阳自己也清楚，这样与考试无关的问题，即使问了，老师也未必会回答；而且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为了分数，现在学生们已经“几乎不会主动去学习了”。
“现在的社会，功利意识太强，大家都好像已经迷失了。”樊阳说，“孩子们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补课上，每个人都是为了分数而奔波，根本理解不了教材里讲的那些神圣、美好的情感。”
甚至，在几个月前，他因为工作需要，去复旦大学的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却发现，周围的大学生们不是在做数学题就是在学英语，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地捧着本《鲁迅全集》，看起来就像个异类。
这些现象都让他充满了“语文老师的责任感”：“如果语文老师再不做些什么，那学生就真的没办法得到精神的哺育了。”
樊阳形容自己是个理想主义的人，“有点像堂吉诃德”。高考的时候，他不愿意去学热门的经济，一心想学考古，后来在父亲的坚持下，才“折衷”选择了中文系。工作后，他的同学辞职、下海，连敬重的老师都写信劝他，“在时代的浪潮中抓住机遇”，他却始终不愿改变。
“我觉得，坚持做教育的人，总应当有些理想主义的。”这个中年男人说。
刚到上海的时候，因为生活窘迫，他曾经在同事的帮助下，给小学四年级的学生做家教，补贴收入，这段经历他现在想起来还觉得“丢脸”。如今，作为知名的中学老师，他再也不愿意接下任何补课的工作，尽管它们能让自己每个月增加三四千元的收入。
至于自己坚持了十几年的免费“私塾”，樊阳更是从来没收过学费，尽管太太常常在他身边念叨“什么都在涨价”。
“钱总是挣不完的，够用就行了。”他总是这样说。
现在，这位理想主义者的学生们也越来越流露出像老师一样的气质。一名高二的女生被亲戚们劝说去做律师或者从事金融业，但她心里却暗暗“打定主意”，将来要投身自己最喜爱的文学领域。而另一名已经在交通大学读大二的男生，不想过父母安排的功成名就的“扯淡”生活，而是希望自己能追求一些“更加靠近生命本质的东西”。
“我一直感受到社会和父母为我们安排了单调的生活方式，但这个课堂却给了我一种‘离心力’，让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位男生说。
樊阳不担心自己的学生们过于理想主义，他坚持，真正有理想的人，一定能在现实中找到推动理想的办法，“就像我这样”。
颇为有趣的是，这位一直在追求“理想教育”的老师，却也不厌其烦地给每一个记者解释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而学生们也常常称赞，樊老师“不仅阅读课堂讲得好，教考试的东西更是有一套”。
在学校的语文课上，他给学生总结了“把握中心思想的六种方法”，教他们如何在考试时快速阅读。他向学生们强调“一定要进入大学”，甚至在“人文讲堂”里，他还曾经劝说一名女生，多花点时间补习功课，等成绩好一些再来听课。事实上，从他的“私塾”里走出的50多名学生，之后全部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我是个实干的人，但我不是苟苟且且地只看分数。有些人做老师，仅仅为了一个分数，简直是……”他伸出右手，用力敲了敲桌子，“没有尊严！”
生活里的樊阳总显得有些孤单。他坚持了十几年的“私塾”，同事们愿意把小孩送过来学习，却不愿意在自己的生活里效仿，他甚至猜想别人会觉得他是个“异类”。而一些学生家长对于他的工作也并不领情，反而常常担心这样的“私塾”会耽误学习，希望把自己的孩子拉回家。最“失败”的一次，30多个学生，最后只剩下了5个人。
“这是我最伤心的事情。”这个娃娃脸的老师提高了音量，“有些孩子最后还是被现实的功利架走了。”
甚至，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家长让孩子离开后，给樊阳发短信，想送些钱过来，当做过去一年的补课费。可樊阳却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愤怒地回复短信说：“难道我要吃这种嗟来之食吗？”
在这样一次次的“打击”后，这位失落的老师只能从学生那里找到安慰。在私下的QQ群里，学生们称呼他为“老樊”，可面对面的时候，大家总是恭敬地叫他“樊老师”。一位曾经的学生形容，这儿的生活是自己“思想成长和交流的黄金时期”，而另一位学生则说，在此之前，曾经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孤单，但在随后阅读的文学作品里，却找到了很多和自己一样追寻内心的人。
“这里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位学生说。
在这个精神家园里，樊阳一直努力为学生们挑选着“可以在现代依然滋养心灵的文章”。有时候，他和同学们一起在音乐中充满感情地朗诵拜伦的《西风颂》，一个女孩子形容，那个场面“特别能把你带到诗歌里面去”。
有时候，他们也关注现实的热点事件。一位如今考入北京大学的女生还记得，自己两年前和大家一起讨论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当时，这位高二的学生主动发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正视这个悲剧，反而让这个悲剧继续下去，这才是最大的悲剧。”
樊阳常常为自己的这些学生自豪。他相信，自己的私塾不仅在教文学，也在培养一批“现代公民”。“我希望他们慢慢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和精神追求。”讲起这些，这位初中语文老师又露出了雄心勃勃的样子，“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精英，还有更多有独立人格的人。”
本报记者 付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