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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钉子户”童贻鸿被指控扔砖头伤人，自己花1000多块钱坐飞机到北京一派出所自首；浙江乐清村民钱云会被卡车压死，当地警方第一时间发微博澄清案情，但数万条跟帖抨击警方撒谎。怀疑一切成为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意识，怀疑和警惕已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信任医生、商人和他们销售的产品，尤其不信任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话。这是《国际先驱导报》近日勾勒的世态，使人看了心情异常沉痛。
何以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堆垃圾，使我们先天精神残疾，让我们天生“瞒和骗”。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弱点是重实用价值而轻精神价值，缺真正的灵魂生活和广义的宗教精神，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自律。按照这种逻辑，要解决中国人怀疑一切的毛病，得弘扬宗教，改造我们的精神生活，改造我们的文化。
这是一种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反思”。在西方走向世俗化的今天，再把宗教精神作为社会信任的前提，是睁眼说瞎话。学者朱学勤有篇叫《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的文章，就嘲笑了把中国的问题归咎于文化的习惯性思维，很有趣，也很深刻。他认为：“一种文化并不必然地只能与一种政治、经济模式配合，而是呈开放性多种可能：在文化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既可忍受这样一种政治经济模式， 也可接受另一种更为合理的政治经济模式……”
人们怀疑一切，是因为社会上确实假与伪盛行，其本质是社会失序与失范，文化不是关键所在。市场经济、现代政治是以信任为前提的，当我们怀疑一切的时候，社会生活就变得很困难。为了使现代社会成为可能，人类在交往中磨合出一套价值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适宜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把大家粘合成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每个人的自我，我信任我，于是把人与人之间本能的怀疑克服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确立一套基本规则，用以约束人们的言行，建构现代性社会秩序，使社会成为全民命运共同体。
一定的社会阶段对应着一定的社会矛盾，一定的社会矛盾产生一定的社会秩序。新秩序建立前，社会就会呈现某种失序状态。当代高速发展的市场经济，向中国社会传播了自由、平等的价值观，同时，每个人都成了独立的权利主体，人与人、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冲撞异常激烈。我们至今还没有一套制度居中协调，造成激烈的利益冲撞，大家相互伤害，自然不可能相互信任。
出路不是文化批判，也不是道德指责，而是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我们需要一套制度安排，让所有人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使这个命运共同体成为每个人的自我。那时，信任社会、信任别人就是信任自己，而怀疑即使不彻底消失，也会变成某种合理的审慎，断不至于妨碍公共生活。
现代社会实质是“信任社会”，它在市场经济中孕育以契约为核心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传达善意，禁止一切恶意恶行，培育信任，降低交易成本，展现现代生活的各种可能。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是在权力与人民之间建立一种委托与信任关系，驯化权力，使社会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现在人们怀疑一切，与部分权力的不可信与不作为密切相关。而一个命运共同体将不再有“他者”，即使权力，也只是人们“自我”的一种投射。
杨于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