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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团辽宁省委开展辽宁省2011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辽宁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非公企业家、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等30余人坐到一起，“面对面”探讨“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
“追梦”但不能“做梦”
“农民工的工作环境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面临辐射、污染，甚至尘肺病等生命危险，政府能否为农民工提供在正规医院免费体检的机会？”沈阳市兴隆大家庭员工幺兰兰说。
来自沈阳一家酒店的服务员张丽诉说了自己的苦恼，获得会计从业人员资格的她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屡次就职遭拒，“我想从事会计工作，可是应聘了几家酒店，人家上来就问我有没有城市户口，没有的话就只能当服务员。”
沈阳新光集团电力安装公司经理孙耀川建议政府建立一个帮助农民工务工的信息平台。结合自己就业的经历，他认为，青年农民工现在就业主要是通过亲戚朋友相互介绍，用工信息和自身的技能往往不匹配，如果有一个机构可以倾听农民工的就业诉求，并帮助他们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则可以有效帮助他们。“农民工往往信息闭塞，第一次失业了，二次就业就会很成问题，即使政府出台有利于农民工就业的政策，他们也根本不知道。”
对此，辽宁省政协委员、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教研室主任丁梅表示，“不着地”、没有归属感是所有青年农民工共同面对的问题，他们一般由亲戚朋友互相介绍从农村流向城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爱好和渴望，很迷茫。政府应建立就业指导委员会去评估农民工的爱好、渴望，与他们沟通，教会他们想在城里扎根需要学习的规则，使他们树立起信心。
“人要‘追梦’但不能‘做梦’。一些农民工渴望改变身份和境遇，当遇到挫折时又归咎于社会的不公，希望政府可以建立一个机构，从心理上，让他们先冷静自己‘淘金’的欲望，并帮助这些青年农民做好吃苦耐劳的准备，结合他们的技能与相应的就业岗位实现对接。”丁梅说。
谁在撞击“城市化中国”
沈阳大学政法学院院长尹良培建议，社会有义务创造条件接纳这些年轻人，使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比如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他们在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与城市人享有同样的机会。同时青年农民工也应做好自身的准备，自觉创造条件，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自己是否符合条件。农民工融入城市首先要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要做一个忠诚的人，尽心尽力地工作，老实办事，不好高骛远。
“你最想做成的事是什么？你最感到心烦的事是什么？有没有放心不下的事？感到最期待和最无奈的又是什么，最值得亲近的人有哪些，你怎么评价现在的工作岗位，你是否安心？现在的岗位你打算干多长时间？请谈谈你对城市人素质的评价。”辽宁省政协委员郭成友急得站起来向对面的青年农民工抛出了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是来上课的，而是来听孩子们的心声与想法，不要高高在上的说教，吓得孩子们不敢说话了，要看看咱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一名政协委员说。
“我姓巴，尾巴的巴，你们可以叫我巴哥。”辽宁省人大代表、沈阳理工大学社会经济研究所所长巴俊宇幽默的开场白活跃了现场的气氛。巴俊宇认为，城市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伴生现象，中国的每一个发展过程都是不断地转移农村人口、城市不断扩大、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课题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产生。因此，社会应主要关注这一群体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生存，社会有义务为农民工提供生存条件。其次是保障，生存条件实现了，要保障他们的心理生理需求。最后是发展，社会的良知主流必须给予青年农民工向上流动和发展的平台。
“城里人”的代价
座谈会上，团辽宁省委的问卷和实地调研结果让与会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有了更进一步地了解。这份在300份问卷基础上形成的近3万字的调研报告，描绘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境遇与挫折。
调研显示，在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民中，八成在30岁以下，他们多数未婚，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有更多的彷徨和苦恼，因为找对象、结婚成家是绝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选择服务行业的青年农民工占据了这个群体的半壁江山，因为低技术含量或者体力劳动类型的行业通常对劳动力的技能要求不高，进入门槛较低。他们中签订正式聘用合同的人数占不到1%。
座谈中一位农民工代表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情绪：“我们也想签合同，可老板往往不愿意签，我在这个地方干了两年了，老板说要签合同就必须马上辞职。我一个月工资才800元，签了合同自己还要交保险等其他费用，剩下的钱连基本生存都难以维系，这也许就是成为一名‘城里人’的代价”。
在团辽宁省委副书记赵红巍看来，一个农民工，要想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文化所接纳，必须具备3个方面的基本条件。首先，他能在城市找到相对稳定的职业；其次，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从而具备与当地人发生社会交往并参与当地社会生活的条件；最后，由于这种生活方式和与当地社会的接触，使他接受并形成新的、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到这一阶段，一个外来农民工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
赵红巍表示，这3个条件是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它们构成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3个层面：最基础的是经济层面，即职业及与其相联系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由此形成的生活方式构成中间的社会层面；通过社会层面的交往才能达到观念的改变和文化的认同以及心理上的认同，即文化和心理层面。
拿着沉甸甸的报告，辽宁省政协委员王庆林感觉眼前一亮， 通过报告和座谈，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为青年农民工争取跟城里同龄孩子平等的权利。
本报记者 王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