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一个明星层出不穷的速朽年代,很多人可能对“造星术”也有所耳闻。殊不知,这套专业化生产加工流水线,早在多年前的美国好莱坞,就已经成熟得很。女记者法拉奇深入好莱坞,讲的就是这么个故事。
1939年,由于福克斯公司不肯出让秀兰·邓波儿,米高梅公司决定让16岁的朱迪·加兰出演《绿野仙踪》里那个经历奇遇的幸运女孩桃乐丝。在那个故事里,善良的女巫送给她一双魔法红鞋,迷路时,只要闭上双眼,双脚鞋尖互击三下,就能平安回家。
朱迪·加兰也穿上了一双魔法红鞋,人们都说她很幸运,这个喜欢吃巧克力和冰激凌、容易发胖的姑娘,一夜间成为当红女明星。这在好莱坞算不上什么新闻,如果需要,他们可以把你的乡下嫂子或者姑妈打造成女明星。
他们给她做了新鼻子,把她的头发染成金黄色,“这个地方,太胖,太难看。”他们对她指指点点,就像在菜市场上讨论一只鸡。他们雇了个姑娘住进制片厂,对她进行严密监视。朱迪·加兰本把她当做朋友,直到发现自己吃了什么、几点回家、给谁打了电话都被公司知道得一清二楚时,她才明白。她哭了一场,患上了神经衰弱。
为保持身材和精力,米高梅公司让她服用安非他明。服药后无法入睡,她开始吃安眠药,之后是催醒药。她的神经系统被打乱,于是不得不再吞下镇静药。朱迪·加兰被好莱坞的药片彻底摧毁,可她还要拼命地拍片,否则会被他们起诉。她离了几次婚,自杀过一次,后来逃离好莱坞到伦敦一间酒家驻唱,却常常忘记歌词。她死的时候只有47岁,死前吃了过量的安眠药。
奥里亚娜·法拉奇见到朱迪·加兰时,这个消失了14个月的女明星刚进行完一场糟糕的演唱会。那时,精神衰弱已经把她折磨得够呛,她颤抖,整个晚上都在哭,演出几次中断。“我发誓再也不拍电影。我信守诺言,但我的青春已经被毁。我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我是多么歇斯底里啊。”在后台,她对法拉奇这样说。
因采访邓小平、基辛格、阿拉法特、霍梅尼等风云人物而闻名的这位严肃的意大利女记者,也写过名人八卦,但这段经历在各种公开报道中却鲜被提及。1956年,26岁的法拉奇被《欧洲人》周刊派往美国,观察了解美国的明星们。实际上,那时她的采访突破技能就可见一斑。她被允许进入好莱坞最权威的活纪念碑玛丽·毕克馥的寓所交谈,当然,或者去格里高利·派克家转转。她尽管没和玛丽莲·梦露说上一句话,却写出了一篇1万多字的漂亮文章。
法拉奇只是想搞清楚,这些让人尖叫的明星到底和普通人有什么不一样。在《好莱坞的七宗罪》这本书中,她给出答案——如果不是偶然的机遇,或者说命运把他们带到很多人渴望的加利福尼亚的这个地方来,他们的生活就不会被毁掉。如果他们没有出名、没有发财、没有被追捧,他们也不会早早地就如此失望、如此衰老。
明星制度是好莱坞的电影产业特色之一。编剧为明星写剧本,导演以类型化人物树立明星,摄影、灯光服从和塑造明星,制片人以各种宣传手段捧红明星、制造明星。米高梅公司曾有个特别服务部,试图完全操纵明星的一切生活,包括安排约会、求爱和订婚、设计结婚,甚至宣布离婚,他们的座右铭就是“培养比天上的星星还多的明星”。同样,哥伦比亚公司的负责人哈里·科恩嚼着嘴上已经熄灭的雪茄,用大手指敲着写字台下令:“我们将制作一个明星。”于是,20世纪50年代又一个性感女星金·诺瓦克就诞生了。
要想成为一个明星,还需要经过“魅力化”流程的打造。比如发型、妆容、走路的姿态、名字,以及喜欢的颜色。梦露喜欢红色,因为别人让她选红色:“红色热烈,像你一样抢眼。”于是她对记者说,更喜欢红色,因为红色像她一样热烈。男星也不例外,比如“猫王”,他只有在十几个小伙子护卫下才肯出门,这些年轻人都是他花钱雇的,他们的作用是在街上向人们宣告他的到来——“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来啦!”
明星是制片厂出售给大众的产品,是一个传媒制造物和公共虚拟影像。在那个时代,但凡你略微有些姿色,都可以放在好莱坞这台电影工业机器上,制造出公众想要的那个样子。
法拉奇笔下的好莱坞散发着令人“毛骨悚然的蜡像博物馆气息”。那其实是好莱坞悲惨的10年,电视业的兴起带来电影院票房的大衰退,据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一书中的记录,全美5000家电影院的门罩灯火不明,4500万人已不再看电影,外国电影越来越受欢迎,电影首府好莱坞衰退,几乎沦为人弃鬼聚的城市。
然而,明星的神话并没有褪色。如今,在世界各地,每时每刻都在诞生新的偶像,不管是甜腻的、冷艳的、有个性的,还是雷人的,人们捧红明星,资本引导流行。娱乐业继续制造偶像,人们崇拜偶像,消费偶像。只要人类的好奇心和窥视欲存在,明星就不会消失。
而且,如你所知,这股浪潮在几十年后,终于也席卷到咱们这里。略一留意,就能从我们熟悉的社会新闻里,发现好莱坞那些老套伎俩的影子。
恐怕就连明星光环后的血泪斑斑也不例外。无论什么年代,造星术都能让人变成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