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演愈烈的“用工荒”不仅成为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浙江的一份调查显示,“用工荒”折射出当今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困境。相关人士则认为,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在于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系列制度改革 。
愈演愈烈的用工荒
2月20日,“2011年春风行动”浙江省农民工就业服务活动在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启动。
当天,43家招工企业在杭州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露天大院内现场设摊,为前来寻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岗位4392个,同时该服务中心内的民营职业介绍所全部免费开放,中心提供万余就业岗位供选择。结果仅有620人次报名应聘,309人次达成初步意向。
如果从工作岗位和实际签下的用工意向来看,可以用收效甚微来形容。据悉,当天,与杭州同步,“2011年春风行动”设在全省各市县的分会场也举办了农民工就业服务专场招聘会。而为缓解企业难题,“春风行动”将持续到4月底。预计浙江10万多家企业可为农民工提供的岗位超过200万个。
此前,正月初七至正月十三(2月9日至15日),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带着省内57家规模企业奔赴4省,欲招工1.6万人,结果只与650人达成初步用工意向,仅为招聘岗位数的4.06%,相当于25个岗位仅有1人应聘。
据介绍,为抢占招工先机,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自今年1月开始就与广西、甘肃、江西、湖南等地劳动部门联系接洽。年初七,即上班首日,浙江人保厅就带着57家规模企业,分4支队伍分赴4省10个招工点,有些甚至将招聘会开到了村里。
此次浙江官方组织的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招工行动,无论招工企业、岗位数都是历史之最,也是启动最早的一次招工行动,比去年3月的首次招工提前了约1个月。
为招聘到尽量多的工人,企业开出了优厚的条件,许多企业给出的条件是普工2000元/月,技工2500元/月,每月150元午餐补贴,每天工作8小时。
据悉,此次组团招聘的企业几乎都承诺:如果你来工作,干3个月以上,你从老家来企业的车费全部报销。有的企业,如横店集团英洛华电器有限公司还推出了联谊亲情“1+1”活动,每月给员工家长发100元奖金(公司、员工各出50元);丽水1家羽绒企业委托1名曾在浙江打工8年的当地人代为招聘。
但结果,显然未尽如人意。
作为浙江纺织、服装、箱包生产的重要基地,浙江省海宁市的这些企业大多属劳动密集型,每年需要100万名来自外地的农民工。在该市就业管理服务部门最近举办的一次招聘会上,120多家单位提供了2479个就业岗位,但前来报名求职的只有197人,其中海宁本地有87人,外来务工人员仅110人。在向偏远贫穷的内地劳动力输出大省招工时,还遭到了官方的拒绝。
“之前,因为薪酬和用工环境等优势,一般只需邀请劳务输出地的劳动部门考察,后者便会积极组织人员来务工。”海宁市就业管理服务处负责人说,但今年除了增加专场招聘会,劳动部门还向陕西、四川、安徽等劳动力富余地区发单要人,结果都不理想。
王枫林是做皮草加工生意的,经营着几家工厂,现在急缺缝纫工、纺织针织印染工。王枫林说,本来元宵节后就准备开工,但因为一时难以招到合适的工人,生产线无法按期开工。
据介绍,该公司所需工人数超过1000人,“包吃、包住,底薪1800元,有奖金和加班补助。”王枫林说。就是这样,还是很难招到人。
春节假期还未结束,浙江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就已是一片繁忙,举牌在这里招工的企业使出浑身解数吸引应聘者。“浪莎”袜业是义乌最大的民营企业之一,今年仅一线操作工与机修工就需3000人。
为了“招兵买马”,大年初三,“浪莎”的招聘人员就在义乌人力资源市场大门外“摆摊”招聘。在“用工荒”的大背景下,“浪莎” 打出 “保底工资两千元”的横幅,“4天的招聘,只招到二三百人”,浪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说。
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开始以“方便子女就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理由,劝农民工留在本省就业。
而令许多农民工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的,还有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有着许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鸿沟。
记者最近拿到一份由团浙江省委主持的《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2261位青年中,有46.67%未办理养老保险的、39.2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40.29%的人没有工伤保险、58.32%的人没有失业保险、64.04%的人没有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过失业救助。
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年龄在16~30周岁的青年,他们已是目前企业用工的主力。调查涉及浙江省11个地市,通过问卷、座谈,从生活状态、收入就业、职业提升、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婚姻家庭、子女培养、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调查反映青年在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
除了社会保障,在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的调查中,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基本为同乡、同事和同学的“三同”。也因此,当他们有困难时,35.74%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同乡同事,仅有12.81%想到的是找政府组织机构。
调查者认为,这表明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范围不广、程度不深。而事实上,也仅有23.86%的人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表示“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点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进入婚恋和养育子女期,但从调查结果看,在1202个独自离家外出打工的青年中,仅有161人与当地居民结婚。
子女教育也是当前打工者最为看重的一个方面,调查者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被差别化对待,这成为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子女在打工地的仅占3.64%。
显然,令他们困扰的还有收入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62.53%,2001~3000元的占16.69%,3001元及以上的仅占7.74%。
“缓解招工难,首要在于让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工作,但这样的收入,在目前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免为其难。”
调查人员认为,出生在改革开放年代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成长环境、时代背景与其父辈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人生价值观有其自身特点。如果不能真正融入城镇生活,“落地生根”,“用工荒”现象将难以消除。
农民工渴望“落地生根”
招工难,原因众说纷纭。浙江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在招聘中,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求职者:要不要加班?福利怎么样?有住宿吗?有没有工作餐?企业环境怎么样?是否有活动的地方?
狄永华说,这一系列的发问,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表明“民二代”和“民一代”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这迫使企业需要提高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成本。
团浙江省委的调查也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的压力小,他们凭兴趣选工作,对工作比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轻松、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有趣的岗位。也因此,年轻一代跳槽的频率颇高,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流动的占到35.75%。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也就此提醒浙江企业,更关注企业软实力的培养,在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人性化上给予更多重视,“员工要求被尊重,要求有娱乐权,希望企业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关注打工者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等,这些以前可能不怎么被重视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企业是否能招到人,留住人的关键。”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破解“用工荒”,除了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努力,要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如打破户籍门槛、优先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要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确实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稳,让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在城市落地生根。“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 也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明智选择。”
本报记者 董碧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