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久前发生的故事,现在已被大家熟知。
2010年12月30日傍晚,史铁生静静地躺在朝阳医院急诊区的手推板床上,呼吸微弱,命悬一线。那天下午,他突发脑溢血。旋即被送至离家不远的朝阳医院。晚上九点多,临床教授凌锋闻讯赶来,轻轻翻开史铁生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渐渐放大。环顾四周,一片纷乱。于是,凌锋迅速联络,将史铁生转到宣武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这里有全北京最先进的急救设备)单间。作为有丰富颅脑外科急救经验的临床教授,她将预后告知了史夫人陈希米。没有太多的解释,陈希米告诉凌锋,放弃一切介入性的急救举措,她平静地签署了停止治疗的知情同意书。陈希米说,这不是她即兴的决定,而是史铁生生前郑重的预嘱。他们夫妇在一起的日子里,不止一次地讨论过死亡,安排如何应对死亡,处置遗体。
根据我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的程序安排,凌锋联系了协调华北地区器官捐献的天津红十字会,陈希米郑重地签署了捐献肝脏和角膜的文件——“铁生讲过,把能用的器官都捐了。”她还说,轮椅生涯几十年,铁生很想知道他的脊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病变。
那时,铁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然而,他硬是坚持到天津红十字会取器官的大夫赶到,才舒缓地呼出最后一口气,以便让每一个捐献的脏器都处在血液正常灌注状态。凌锋大夫不由得感慨:铁生真坚强,真配合。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在安魂曲中向铁生鞠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后虔诚地取出他捐献的器官,认真、细密地缝合好躯壳,整理好妆容。铁生的器官被火速送往天津,那里,接受移植手术的病友及手术团队正急切地等待着……9个小时后,铁生的肝脏、角膜在两个新的生命体中尽职地工作,铁生的生命依然在欢快地延续。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教授是一位肝脏外科专家,也是国内著名的器官移植专家,他深知由于活体器官供给的匮乏,贻误了一大批完全可以通过移植手术重新获得生命活力的病友。所以,他十分动情地说:史铁生23岁就下肢瘫痪坐到了轮椅上,无法像我们一样站起来生活,但是,他的死让他高高地站了起来,而且站到了中国人的道德高坡上。我们全体医务界要向他致敬。
在医疗技术尤其是急救技术登峰造极,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死亡就是关机时间,就是停电时间,而金钱加心肺复苏术、人工心肺机、肠外营养可以让植物人延续生命若干年,这种插满管子的生命延续不仅充满着痛苦(无异于技术凌迟),使得生命缺乏尊严和质量,而且大量消耗社会资财。据统计,人们一生中的医疗花费,八成用在死前一个月的救治中,最终依然是充满痛苦、无奈地离去。难道我们不应该反思死亡的方式吗?
我以为,史铁生的死是一个示范,我们完全可以像他一样坦荡地、从容地、诗意地、利他地死去,而不是惶恐地、焦躁地、慌乱地、凄惨地踏上生命的归程。李叔同圆寂时曾经留下绝笔“悲欣交集”,它如同夜幕降临,送走落日,迎来星辰。在《相约星期二》中,莫尔教授告诉他的学生,死亡不过是走过一座桥,到远方去旅行,肉身是无法永恒的,永恒的是人类的精神和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