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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02日 星期三
中青在线

他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如今却蜗居在南京市郊的一处养老院
里,生活困顿,日渐衰竭。尽管如此,他却仍想完成自己的学术使命——

老无所依的史学大家

《 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02日   10 版)

    刘起釪

    邓建鹰摄

    本报记者 林天宏

    刘起釪一直觉得自己还能做研究,他还有太多事情没有做完。1947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期间出版的《两周战国职官考》,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得重新改写与修订;关于《左传》与《周礼》的专著也基本成稿,但还需增补些内容。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这已经是这个95岁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起码,在他困居的这个位于南京市东南郊的养老院里,所有人都相信这一点。

    在过去的6年多里,在这家养老院一间10多平方米的病房中,刘起釪过着一种几乎与世隔绝的困顿生活。与他相伴的,除了养老院的护工和同屋的另一个重病老人,还有简单的饭菜,夹杂着药水和屎尿味的空气,以及大把无所事事的时光。

    由于间歇性发作的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他无力行走,双手时常颤抖,并伴有长期的大小便失禁。他双耳失聪,基本丧失了语言能力,只是偶尔从喉管里发出一些旁人难以听懂的尖细声音。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南京当地一家都市报的记者发现了他的存在,并刊发了相关的报道,恐怕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曾是中国历史学界顶尖的学者之一。

    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官网公布的首批荣誉学部委员中,刘起釪是唯一一位先秦史研究专家。他主要研究上古史,专攻中国最早一部古史《尚书》的校、释、译、论,而这早已成为“绝学”。   

    早在1942年师从中央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颉刚期间,这个湖南安化人就显露出极佳的史学天赋。

    因为家学渊源,刘起釪自幼熟读古籍,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文言文。当年,他用精炼的古文记录顾颉刚讲授春秋战国史的课堂笔记,顾看后大为惊奇,随后结集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顾颉刚最为器重这个弟子。1962年,顾将刘起釪从南京调往北京中国科学院,协助其进行研究工作。此后,弟子就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的老师家中,与其共同研究《尚书》。1980年,老师去世之后,刘起釪又独立承担起整理《尚书》的工作。

    “如果说中国几百年出一位博通古史经籍学的大家顾颉刚,那么顾辞世之后,只有刘起釪可以领军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古代思想史研究员吴锐说。

    台湾与日本等地研究《尚书》的学者,都将刘起釪奉为“一面大旗”。1992年,日本18所大学的20位教授联名写信,邀请刘前往日本讲学。一些日本学者为了弄清某个问题,常专程到北京拜访刘起釪。吴锐至今还记得,一个日本学者委托他引荐时,“脸上那种诚惶诚恐,就怕我不答应他的神情”。

    作为顾、刘之后研究《尚书》的第三代学者,吴锐被刘起釪视为自己的“忘年交”。很少有人像吴锐这样清楚地知道,“刘先生是在什么样一种困顿的情景下,一次次地创造出史学界的辉煌”。

    社科院曾分给刘起釪一套60多平方米的住房。房子位于一层,昏暗寒冷,而且无法洗澡。狭小的房间放不下大书柜,刘起釪的藏书只能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

    刘起釪有过两次不成功的婚姻,长期孤身一人生活。直到2000年,以普通研究员身份退休的刘起釪,工资只有1900元,还要分出一部分去接济湖南乡下老家的亲戚。他没有钱买新书,只能到图书馆一部部地抄回来。

    吴锐至今还记得,有一次,他去看望刘先生,在他家中吃饭,吃到一半,破旧的桌子突然断了一条腿,饭菜撒了一地。

    在吴锐眼中,刘先生有着“传统文人的傲气”。尽管生活颇为艰难,但他从不和外人说。尽管与吴锐素来交好,但遇见不同的观点,刘先生总是操着一口湖南口音的普通话大声争辩,不明内情的外人,总以为他们两个是在吵架。

    2004年,年过八旬的刘起釪双耳已经完全失聪。他的女儿女婿都在南京工作,于是,老先生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前往南京定居。据说,那一次仅仅为运回古籍与研究资料,刘起釪就租用了一个10吨重的集装箱。

    但他并没有忘记自己的学术使命。在吴锐的手中,保留着刘先生到南京后与他的20多封通信,每封信都厚达10余页纸,数万字。在信中,刘起釪依然与吴锐探讨着各种学术问题,也会偶尔聊些生活现状。

    在其中一封信里,刘起釪这样写道:“……在女儿家,终于可以洗上热水澡了,我已经十多年没洗过了,没想到是这么舒服……”

    但这样的快乐,这个历史学家却没能享受太久。

    2006年,刘起釪的女儿突患高血压、糖尿病,紧接着,他的女婿又得了重症肌无力,两场大病,耗光了刘家几乎所有的积蓄。这对夫妻不得不遵照医嘱,投奔深圳的亲戚,借南方温暖的气候养病。

    从那时起,刘起釪便被家人送到了这家养老院,并从此困在这里,再也没有离开过。

    在护工毛志芳眼中,刚来的时候,刘起釪和别的老人“不太一样”。他总捧着一套《尚书校释译论》,这是刘起釪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他片刻不肯离手,总拿着笔,在书上写着什么。

    但不知什么时候起,这套书不知去向,老人翻床倒柜苦苦寻找,仍不见踪影。刘起釪大发了一通脾气,从此终日坐在床上对着墙壁,喃喃自语,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

    有一次,毛志芳在老人的床头柜里抽取一件换洗衣服时,无意中抽出了压在最底层的几张信纸。信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写的,因为老人无法出门,这些信也没能寄出。

    事实上,这是刘起釪为了延续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做的最后一次努力。

    信是写给中央高层领导的,老人用流利的文言写道:“……小小浅才薄学之小小读书人刘生起釪,只最向明公尊前简单敬献一乞求之语,那就是不知明公能俯赐一援手否?目前全国熟研古学如浅才者,确实恐怕只有几个人。那么敬待一援手切盼之至!钎待覆示。专此奉肯,切盼德音!” 

    他逐渐变得和其他老人一样——易怒,烦躁,衣裤越来越破旧,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帕金森症和老年痴呆也渐渐缠上了他。大小便开始失禁,为了护工照顾方便,他的裤子没有拉链,长期套着塑料的尿袋。

    在养老院里,一个护工要照顾10多个老人,常有忙不过来的时候。刘起釪嗜辣,有一次,护工不在身边,他伸手去拿床头柜上的辣椒酱,因为手抖得厉害,瓶子失手掉在了地上,摔碎了,他就用手抓地上的辣酱吃。

    2010年年底,南京《金陵晚报》的一个文化记者,偶然得知了刘起釪的近况,并将此事告诉了副总编辑丁邦杰。

    作为一个长期跑文化口的新闻工作者,丁邦杰很清楚刘起釪在现代史学界中的地位,这个副总编辑亲自带着记者,去养老院看望刘起釪。

    “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这样一位大家居然到了这步田地,太不可思议了。”他说。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这个老报人感到震惊。刘起釪误将他们当做北京来的记者,原本卧床不起的老人,仿佛爆发出全身的能量,翻身下床扑过来,紧紧抓住他的手高声尖叫:“带我回北京!带我回北京啊!”

    丁邦杰连忙将老人扶回了床上。老人的双耳已经失聪,他们只能通过笔纸来交谈。丁邦杰惊讶地发现,老人对身边的事情已经糊涂了,但只要谈起学术,他的思路却异常清晰,甚至还能写出自己尚未完成的那几部著作的题目。

    2011年的大年三十晚上,丁邦杰又来到养老院看望老人。老人已经不清楚这天是什么日子了。这天晚上,养老院的晚餐是一碗水饺和一盘大白菜炒肉片,老人用颤抖的右手夹起水饺,低着头往嘴里送。

    在翻检老人的随身物品时,丁邦杰还发现了一张老人亲手写的未能送出的借条,上书:“夏老师:请您借人民币100元给我一用。非常感谢!学生刘起釪敬请。”

    “这样一位大家,何以至此啊?”丁邦杰难过地说,“要是我们早几年知道,好好照顾老人,再给他配个助手,他还能留下多少宝贵的史学财富?这恐怕永远都是个未知数了。”

    其实,吴锐早就向组织上提过类似的建议。

    2007年,吴锐就意识到不对劲。不但收不到刘起釪的信,连他给刘写的数封信件,也仿佛石沉大海。2009年,他借来南京出差的机会,到养老院看望刘起釪,他悲哀地发现,原本如亲人般的刘先生,竟然已经认不出他是谁了。

    回去后,他向院里提出建议,希望能给刘起釪配个助手,为他整理相关的资料。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

    “刘先生的级别,不够配助手。”一个领导告诉他。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周里,因为丁邦杰的报道,刘起釪的境遇发生了一些改变。

    南京的市长与市委书记都前来看望了这个历史学家,养老院的领导也专门为刘起釪开了一个单间,为他配备了专门的护工。

    “您在生活上还有什么要求吗?给您配个轮椅,您需要吗?”本报记者在纸上写下了这样的问题。

    “不要了。花国家的钱。”他颤抖地写道。

    “您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希望回北京教书。一个课一个课地教下去。”他又写道。

    这些天,还有许多南京的读者,也带着鲜花水果和一些生活用品前来拜访。但老人最珍惜的,是一个读者送来的一本用A4纸打印的文稿,上面是一份出土的战国竹简《保训》的注释。

    “这是好东西,我(看完)要写份读后心得。”老人发出微弱而尖细的声音。他望着那份文稿的眼神,如同一个疲惫不堪的旅人,终于见到了满是食物和饮水的庇护所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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