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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马文芳的时间就不属于自己了。去年一年，他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7000多封，最忙的一天，共接收280多个短信和电话。
所有倾诉都直指乡村医生待遇问题。
在乡村行医42年的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马文芳被乡村医生群体誉为“领头人”，因他爱说实话、不怕得罪人。
“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我已经呼吁了3年，但并没有引起重视！”在河南代表团驻地，马文芳把原因归咎于“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看来光呼吁不行，得来真格的！”半年前，马文芳就在心里暗自打算。
马文芳说，目前，乡村医生正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乡村医生与民办教师同生于上世纪50年代，是社会各界公认的农村“孪生兄弟”和村民眼中“最可爱的人”。但随着农村改革与社会变迁，民办教师渐渐转为公办，解决其工资福利、养老医疗等问题，乡村医生却至今难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于是，这位脸庞黝黑、身材敦实的60岁老人在春节前踏上了远行之路，一连26天，他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走访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
据了解，全国目前共有乡村医生102万名，马文芳的抽样调查比例是万分之一。
每一天，他都要跑至少3个乡村卫生所，为让这份建议内容更翔实，他专门让准备接他班的29岁小儿子制作了一份《农村卫生和乡村医生基本情况调查表》。
每到一处，他都要详细记录卫生所医生及其他成员的收入状况、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加入新农合比例以及全村健康管理等相关情况。
调查结果令马文芳忧心忡忡，100名乡村医生，平均年龄63.14岁（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行医时间平均43.6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月收入342.7元（最高1000元、最低仅50元），其中16人身患各种疾病，这100个卫生所全部担负着公共卫生服务，全部担负着村里的健康管理。
马文芳说，山东省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卫生所所长徐玉伦已经70岁，行医45年，至今仍守在卫生所为村民看病，月收入100元左右，为维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
“老徐心理不平衡，多年来为了村里的卫生事业没少出力，特别是非典时期，连续3个月每天3次为村民查体温，并去乡卫生院汇报，他老了却没有保障。”
“应该尽快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问题！”马文芳说，乡村医生的身份是农民，他们一手拿镰刀锄头，一手拿听诊器，不仅是村民最鲜活的健康档案，而且是农村唯一全天候、廉价、好使的医生。由于村级卫生室的收费标准定得极低，收费项目也少，药品利润不多，导致村卫生室运转困难，有的为贫困村民垫付的几千甚至几万元药费也无法收回。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胁。试想，几年后这些古稀之人何以开展工作，村民健康由谁来保障？”
这些话马文芳同样有数据支撑，他说，以河南省通许县为例，共有乡村医生687人 ，51岁及以上者占87.7%。40岁以下者只占12.3 %，乡村医生队伍老化、年轻乡村医生补充不足的现象非常明显。
山东枣庄市卫校毕业的褚衍栋今年33岁，如今在家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诉马文芳，“每年收入仅四五百元，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马文芳说，由于对前途不抱希望，像褚衍栋这样能留在村卫生室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了。
26天的调研马文芳总共花了3000多元，都是自掏腰包，腊月二十八家家户户都开始贴春联了，马文芳才风尘仆仆地回家，他说：“我出钱出力是应该的，关键是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人大代表就要敢说真话实话，为基层百姓办实事！”
本报记者 王雪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