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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2月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安得鲁·菲舍尔·雷斯卡诺在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了古藤贝格“大胆的抄袭”行为，到3月1日古藤贝格辞去德国国防部长一职，前后不到一月，此起轰动全球的抄袭事件就这么快画上了句号，真是不可思议。（中新网3月2日）
有德国奥巴马之称的古藤贝格，是总理默克尔保守派阵营的新秀，也是德国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今年只有39岁，政治前途不可限量。据称，他是下届德国总理的最有力竞选人选。此刻，为一桩抄袭事件辞去国防部长——这意味着他的政治前途可能就完了，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他告诉记者，“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抄袭是蓄意的，认为自己是舆论的牺牲品，不过承认这是自己造成的。他说，“一个人既然作出决定从政，就不要想会被同情。”
在为其深感惋惜的同时，我也深为其勇于担责的精神所感动。他说对了，既然选择从政，就别指望被公众和舆论同情。谁让他是德国人呢？众所周知，德国是信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政府专门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来规范国民的信用行为。该体系的威力在于，它能将各种与信用相关的社会力量结合起来，共同来制约和惩罚失信行为，促使全民族的人都讲诚信，以此促进社会信用的完善与发展，从而保障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德国人的诚信之所以举世闻名，皆系于此。
古藤贝格正是因为触犯了这一信用制度，才遭致全社会的痛击。先是反对党抓住这点不依不饶，大做文章；再是民众和媒体通过各种渠道对此“丑闻”予以曝光和谴责，给古藤贝格造成巨大的舆论压力；紧接着其母校拜伊罗特大学宣布取消其博士资格；然后是德国的科学研究界，不满古藤贝格为丑行作出的辩护，从其博士论文中找出大量抄袭证据，证明其缺乏道歉的诚意，即使电视台公布了其辞职的消息，仍难熄学界的怒火。当全社会都来声讨一桩失信行为时，其当事人即使再强大，也定当扛不住，只能乖乖地选择下台。这就是德国政府建立的社会信用制度和管理体系的威力所在。
反观我国，国人的不讲诚信与德国人的讲诚信恰成鲜明的对比。国人之不讲诚信的例子多如牛毛，不举也罢；可悲的是，国人面对失信造假行为表现出的漠然、纵容和包庇态度，简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就以轰动一时的李连生学术造假案为例。论造假手段的卑劣、性质的恶劣和后果的严重，古藤贝格一案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但当事人的表现、高校的态度及处理结果则有天壤之别。
古藤贝格一案从案发到落幕，前后不足一月，而李连生案呢，从2007年西安交大陈永江等6名退休教授实名举报开始，到今年2月被科技部撤销国家科技进步奖，整整用了4年时间。这之间，面对板上钉钉的造假事实，没见李本人公开道歉，更没主动提出辞职。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西安交大领导竟然多次给6名老教授施压，要他们“放他一条生路”，说什么现在高校弄虚作假成风，你们不要大惊小怪。这不只涉及西安交通大学的脸面，也涉及国家的脸面。（据“焦点访谈”）你听听，这是什么话？
何以德国的学术风气那么严谨良好，我国的学术造假和学术腐败何以这么严重，不妨对照一下拜伊罗特大学的处理决定、古藤贝格的态度和德国社会对该案的反应，答案不言自明。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