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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两会，细心的人能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港澳台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没有早些年前那么热了。早几年前，由于其身份的特殊，常常会成为媒体围观和采访的焦点。记者一般都认为，身处不同体制中、身份超脱的他们会更敢言，敢说真话敢于批评，敢提出反对意见，从他们身上能挖到不少真正的新闻。这些代表委员也是媒体的宠儿。
不过近些年这种现象正在改变，记者已经不会刻意去追港澳台代表委员，不再将他们看做什么特殊群体和新闻富矿。记者们跟着新闻走，而不是跟着身份走，有关他们的两会报道越来越少，他们的风头正被其他代表委员抢走。我觉得，出现这种变化，不是港澳台代表委员变乖巧了、不如以前敢说了，而是，“敢批评”已经不是港澳台代表委员的议政特色。在民主政治的发展中，敢于批评和监督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了，已经没有身份上的差别和地域上的差异。当敢言成为一种与身份关系不大的常态，身份所包含的新闻性也就大为褪色了。
回望我们的两会史，会看到我们的议政厅中许多经典的瞬间和历史性的第一次，都是港澳台代表委员们创造的；人大和政协在制度上的不少进步，是由他们的努力所推进的。超脱于体制、得风气之先的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给其他代表委员上了不少民主课，带来不小的思想冲击。两会造就了一批如吴康民之类引人注目的港澳台明星代表委员。
中国两会史上第一张否决票，就是我们的台湾代表投的。20多年前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来自台湾的人大代表黄顺兴，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走道上，投出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史上第一张反对票。同届会议上黄顺兴说的“我反对”，也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不同声音。这一幕曾被本报记者贺延光和众多媒体同行记录、传播开来，成为反映中国民主进程经典的镜头。从那以后，敢投否决票和说“我反对”的代表委员越来越多。
同年，香港的廖瑶珠代表，在通过第一个专门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人选名单时，声明弃权。弃权的理由是，“我不会投我不了解的人的票。我代表人民，代表港人投票，而不是投对领导的信任票。”当时有媒体记载：1988年4月8日人大选举时，万里委员长向代表解释：因为计票的电子计算器中只有统计赞成票和反对票的程序，没有编入计算弃权票的程序，弃权票得用人工统计，因此当天的会议时间可能要拖长些。相比以前，人民大会堂民主的细节已经很完善，弃权票也成为人民大会堂投票显示屏上的常态。这个民主进程中，廖瑶珠代表功不可没。
如今随着民主政治的进步，两会议政环境已有很大进步，反对声、批评声已成常态，比如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山东省原主委张承芬就炮轰：腐败情况触目惊心，腐败官员让人痛心。只要有利益，没有不去捞的——我们甚至都没有听到过港澳台代表委员的批评有如此犀利。他们的风头，正是这样被盖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