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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到北京大学兼职时，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政协委员陈运泰的热情很高。他给学生们开了选修课，很受欢迎。
可是讲了两年以后，这位老科学家决定不再授课了。原因很简单——“我不能去跟年轻老师争饭碗，我很可怜他们”。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张伟平委员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不给本科学生开课的。虽然学生们都盼望着听院士的课，教育部也一再提倡“名师上讲台”，但对于这两位院士来说，开课令他们有负疚感。
“我是一片好心，但是影响了年轻老师的成长。”陈运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在我们都想办法尽量不上课。我们去学校里上课，学生都被吸引到我们这儿来了，就没有时间去选年轻老师的课了。”
他说，按照如今的评价办法，大学老师又要教书，又要做科研，两方面都有考评指标。年轻教师只有完成课时数量和研究成果数量，才有希望晋级。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评估体系。
张伟平院士还指出了一个更为现实的顾虑：年轻教师待遇较低，没课上就意味着没有课时费。
但是，名师不上课无疑会造成教育质量的损伤。3月7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原校长刘经南委员就当面向参加教育界别联组会的教育部长袁贵仁反映了高校里的另一个现象：有时明明该上课的是教授，站在讲台上的却是教授的研究生。
刘经南还说，现在年轻老师的压力太大，忙着教学、科研，没有时间与学生交流。在一些新建的校区，下午课程结束以后，整个校园静悄悄的，像个“鬼城”。学生们也不怎么运动，躲在宿舍里上网。
李未明委员曾经在高校任教。他举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学校有一位引进的博士，无论是学术、人品还是教学水平都很好，结果自杀了，让人非常痛心。这样的情况在全国高校不时发生。
“青年教师的成长环境实在令人万分忧虑。”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玉凤委员说。她认为，住房问题是年轻老师们面临的首要困难。
王玉凤以本校情况举例说，在20世纪90年代，一名博士后入校后，可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博士是一居室。后来，博士后分一居室，博士只能住周转房。再后来，一律住周转房。开始还能“周转”两年，后来改为一年。现在，连周转房也没了。面对北京动辄每平方米3万元的房价，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买房的事情。
“他们读了20多年书，也要结婚、生子、赡养老人。在重压下，有人选择了离开，另谋高就。有人选择了第二职业，创收自救。当然，也有相当多年轻教师在忍耐中奋斗，非常悲壮。”王玉凤说。
年轻老师要想申请科研课题资助，成功率极低。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丁伟岳委员告诉记者，现在很多项目不愿冒险，所以不肯资助默默无闻的年轻人，更愿意把钱投到那些已经功成名就的人身上。
王玉凤说，没有仪器，没有经费，没有职称，发表论文还要交版面费，国家设置了各种人才计划，跟多数年轻教师无关。在创造力的高峰期，他们却迫于生活压力，无法全身心投入教学和科研。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张济顺委员也持相同的观点。她说，如今关于人才的政策很多，各种计划都是吸引和支持高端人才成长的。虽然在一些重点高校，青年教师的成长环境有改善，但是近几年来，鼓励青年脱颖而出的人才计划，其效应和支持力度正在衰减。
“我们国家现在特别重视人才。”中国气象局原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委员说。他指出，现在最受重视的好像是“外来的和尚”。
秦大河说，自己很支持各类人才引进计划，但是，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要有机结合起来。不要亏待那些长期立足国内老老实实工作的群体。除了引进之外，如何使国内的科学家也能得到充分发挥，应当是人才计划的重要内容。
秦大河接触了一些从外国引进的人才。他发现很多人做着兼职工作，拿着比全职还要高的薪酬。还有人号称是全职回国，实际根本没有做到。“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利于调动国内科学家的积极性。”
另一位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说，现在引进人才的待遇给得很高，动辄“百万年薪”。如果引来水平很高的领军人才，当然是值得的。但是千万要警惕，不要形式化，造成人们心理的不平衡，这是在一些人才项目上“容易犯的毛病”。
张伟平委员连续几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本土杰出人才，不能盲目信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防止“请来女婿气走儿子”。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朱鸿民委员承认，尖端的人才计划可以带动顶尖人才的加盟。但是对国家而言，人才队伍素质的提高是靠真正基础队伍的提高，光靠几个人带是带不起来的。
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委员发现，很多年轻人，刚刚博士毕业，就没时间老老实实地呆在实验室了。他说：“还没找到科研感觉的时候就不做实验了，这是很危险的。怎么让一些有竞争潜力的年轻人，更好地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到职业上面，政策上面值得关注，否则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就是空话。”
本报北京3月9日电
本报记者 张 国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