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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伊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庄严的宣告。中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
这是郑重的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数十年不懈求索，实现历史性跨越。从“无”到“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不懈奋斗，如期实现“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宏伟目标
这是一个破除坚冰的年代——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诞生，人民掌握了政权。婚姻法、选举法等一系列废除封建制度、解放人民、维护人民权益的法律纷纷出台。
１９５４年宪法更是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然而，后来一段时期法制建设经受挫折。特别是“文革”十年浩劫，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
这是一个觉醒重生的年代——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正了法制建设航向。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对法制建设的伟大觉醒。
刑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土地管理法……一个个“第一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保驾护航。
１９８２年宪法，重申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这是一个风云激荡的年代——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上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也确立了法制建设的新方向。
公司法、证券法、预算法、审计法……一批规范市场、完善宏观调控的法律应运而生。
“到２０１０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１９９７年党的十五大提出法制建设的宏伟目标。１９９９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的权威上升到新的高度。
这是一个科学发展的年代——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的新征程。
物权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食品安全法……一批社会法充分彰显了“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到２０１０年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林说，每一个推动法律体系形成的重大举措，都坚持并体现了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几代人前赴后继，共逐法治中国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结了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的辛勤汗水和无悔奉献
这是一个个骄人的数字——
到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３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中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历经６０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就法律草案进行调查研究，征求意见，汇总整理；研究外国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说：“这些工作量很大，但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有力量。”
这是一次次“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企业破产法（试行）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期间经历了２０年的困顿。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到最后合同法的“三法合一”，期间经过了１８年的曲折。
２００７年，历经１４年８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说，就在物权法通过前半个月，法工委还收到广州１万多人的联名信提出建议。
正是一条条建议，一次次审议，才有一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
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通过的车船税法，吸纳了公众意见“大修”，８７％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１．５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１０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１９８３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使法律草案由“一审制”迈向“二审制”。此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５年８审，劳动合同法历经５年５审，社会保险法历经３年４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２００５年，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２００８年开始，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
信春鹰表示，“开门立法”，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１９７９年修改地方组织法、１９８２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９０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２０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
与改革开放同行，折射时代变幻风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深深扎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又促进和保障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顺利前进
这是对时代变革的回应和引导——
“农民工在外务工不担心了，法律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要实行全国统筹。”以农民工身份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康厚明说。他说的是去年１０月出台的社会保险法。
２亿多农民工，是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加大对农民工权益的保障，也成为近年来我国立法修法关注的内容，彰显了经济提速后对社会公平的追求。
与改革开放同行，与国家发展同步。中国立法始终与时俱进。
３０多年前，在还没有中外合资企业时，中国立法者大胆先行，制定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宣示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在法制的保障下，外资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从改革开放到２０１０年９月，我国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约１０６００亿美元。
这是对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支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出现一批非现代意义的“准公司”，甚至还出现了皮包公司、翻牌公司等“畸形儿”。
实践亟待法律的跟进。１９９３年，我国第一部关于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公司法应运而生。
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一批市场经济大法的出台，推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
１９８９年４月，行政诉讼法出台，改变了几千年只准“官管民”、不准“民告官”的历史传统。
权力必须服从法律，依法行政日益深入人心。据统计，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全国法院共受理行政案件２６４万多件。
与时俱进谱新篇，继往开来续辉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的里程碑，更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起点
这是继往开来的新征程——
社会保险法、人民调解法、国防动员法……２０１０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搭建起中国法律体系大厦的又一批“支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不是立法任务的完成，更不是立法活动的终结。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南振中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
信春鹰说，我们不仅需要适应社会发展制定新的法律，还要顺应时代清理修改已有的法律，以确保法律体系的科学统一。
这是任重道远的历史使命——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也就显得更加突出、更加紧迫。
“无法可依是没办法，有法不依很可怕，违法不究影响就更坏。”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茂东说，今后应该加强执法检查的力度，督促法律的贯彻落实。”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顾久说，法律体系实际不仅是法律文本的体系，还应该有法律执行的体系，有法律的文化支撑体系，这就需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在新的起点上，中国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更高目标再出发。
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新华社记者 周婷玉 杨维汉 崔清新 陈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