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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3月11日 星期五
中青在线

看中科院研究生院如何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给导师“老板化”冲动戴上“紧箍”

本报记者 雷 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11年03月11日   05 版)

    白春礼院长与学生共进午餐

    吴文俊院士指导学生

    今天,很多人会忆起那一幕幕经典的师生故事。

    比如,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何兆武教授口述史《上学记》中记载的许多在西南联大上学的场景。

    他上外籍教授温德先生的当代文学批评课,就经常是闲谈,因为这门课只有他和徐忠尧两个学生。但这种闲谈却让他的文学鉴赏水平尤其是诗歌鉴赏水平大有进步。

    这样的追忆更多源于一个现实背景——正如我国首份《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所描述最近10年来高校的转变:师生间促膝畅谈、齐头攻坚的情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研究生对导师的劳动力输出,包括学生帮老师整理事务性文件、清理杂物。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已广为诟病。

    而在中科院,“经典”的师生关系似乎从来都不是新闻:

    伴随国家教育改革的推进和中科院科研教育事业的发展,中科院较早就实行了导师资助制,较早就认识到教育和科研这对矛盾,始终坚持导师定期培训研讨制度,实行“转导师制”及“专业方向二次选择制”,把“一对一”置于师生关系的重要位置……打造出了新时期师生关系的和谐样本。

    10多年前就实行了导师资助制 ,在科教结合实践中醒悟到导师跟研究生之间的关系 ,“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定期举办

    “在美国最早出现导师资助制,就是研究生在学习期间参与导师的课题科研,其一部分学习费用从导师科研经费中分担。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导师与学生的关系不像以前那样纯洁了。客观上,导师想给最少的钱,让学生干最多的活儿;而学生就反着干。这很可能演变成雇主与雇工的关系。所以,在科研与教育越来越融合的今天,构建合理和谐的师生关系对研究生培养非常关键。”

    2010年11月17日,在中科院武汉教育基地例行举办的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上,中科院研究生院分管学生工作7年多的马石庄副院长,面对101名导师,畅谈着对师生关系的感悟。

    “其实,由于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办学特色就是科研与教育紧密结合,在科研实践中培养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因此,早在10多年前就实行了导师资助制,而且大约在2005年前后,我们就开始关注师生关系的问题。” 

    经调查,在我国,以科研为导向、以导师负责制和资助制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从2006年才开始试点,2007年扩展到17所高校,2008年推广到47所高校,2009年才逐步向全国高校推广。在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方面,中科院无疑走在了全国的前面,其中的探索无疑也更清晰、更透彻。

    “育人是根本,要有育人的社会责任”,中科院研究生院始终强调,作为导师,自己就首先要从“老板”的框框里跳出来,一定要明确育人为先的正确导向。

    “科学院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只要有了科学就行了,还要关心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所以,科学院这些年一直坚持科研教育并举、出成果出人才并重,在强调科研的同时,也很重视育人。”马石庄反复强调,“科研与教育本来就是一对矛盾,有各自的规律,所以作为科学家的导师一定要把科研和教育这对矛盾处理好。科研机构的特性,科研导向、科研第一的惯性很强,所以我们工作中一直强化的就是育人职责。作为导师,不仅要教会学生做学问,加强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更要教会学生做人。”

    在现实中,研究生是需要跟随导师在科研实践中锻炼成长的。中科院的导师往往承担着丰富的科研项目,为研究生实践锻炼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也往往工作量大、任务繁重,许多项目需要研究生参与完成。因此在研究生的指导培养中,是更注重学生的成长还是更注重导师科研项目的完成?也就是更重视“育人”还是“用人”?这是中科院研究生培养中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为此,中科院研究生院长期坚持并形成了一项制度:每年都专门举办“研究生指导教师研讨班”,要求招收研究生的导师参加研讨,并根据参加研讨情况给导师颁发证书,作为下学期是否招收研究生及招生比例的一个参考依据。

    目前,研究生院共有研究生导师9479名,其中博士生导师4872名(含院士320余名),硕士生导师4607名。为了提高导师的指导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院每年都举办数期导师上岗培训班,从2005年至今先后举办了52期,共有4163名导师参加了上岗培训。而马副院长几乎每年都会在培训班作专题宣讲,与导师们分享“科研教育的对立统一”、“科研机构中的师生关系”、“强化导师的教师角色”等种种体会。

    而在今年他开讲的现场,记者惊奇地发现久违了的场景:导师们几乎济济一堂、座无虚席,时而凝神静听、时而互动鼓掌,气氛始终热烈活跃。那是精彩演讲的吸引,更是科学家们在科研的道路上倾情育人的强烈共鸣。

    “导师就是导师,我的研究生不叫我老板。曾经一个研究生喊过我一次老板,被我板着脸数落了一顿。我认为导师与研究生的关系,就如同长辈跟晚辈的关系。有谁在家里称父母为‘老板’的?作为长者,能帮着年轻人成长起来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我应该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对他们。”这位不赶“时髦”、不喜欢学生叫他老板的导师,就是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袁亚湘教授,这也许道出了许多导师的心声。

    “必须从理念上明确,学习优秀应该给予相应的奖学金鼓励,对科研项目的完成作出了贡献,也应该给予相应的助研津贴。但这一切必须服从于‘育人’的办学宗旨,而不是‘用人’的简单酬劳。”中国科学院院长兼研究生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对于资助制及其师生角色的定位可谓一语中的。

    白春礼一直强调导师的育人职责:“对于科学院的导师们而言,都承担着繁重的科研任务,在引导学生参与科研实践、给研究生分配科研任务的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研究生的兴趣爱好、个性发展等。要充分认识到,导师不仅是科研专家,更应该是教育职责使命的承担者,必须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他还专门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题网站“笃志网”题名。

    与强化导师育人职责相适应,学校也不断营造育人的氛围。在科研氛围浓厚的中科院,学生干部笃志讲习班、博士生合唱团、以“生活、生存、生命”为主题的“三生”教育、“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在师生中影响深远,“育人”的文化氛围也越来越浓厚。

    一条“红线”:在3年左右的培养周期内,一名导师门下博士硕士总数平均4人,极特殊情况下也明令不许超过9人;一项制度:学生可以换导师

    去年8月中旬,站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全球IDC年会宣讲席上,中科院研究生院数学科学学院在读博士周雨阳感觉一阵幸福的眩晕。

    周雨阳宣讲的论文,在会议的评审委员会上获得了综合评分9分(满分10分)。而能够像她一样有机会出国参加类似高水平国际会议的中国在读研究生,屈指可数,更不用说有这样的骄人成绩了。

    更大的成就感,源自这篇论文从酝酿到投稿的“高效率”。

    周雨阳回忆,去年5月,自己突然对于研究领域有一个新的设想,第二天一大早,在导师郭田德办公室的小黑板上,两人比画了一个上午最终确定这个方向可行。此后,周雨阳与导师先后讨论了10多次,“拦路虎”一一被及时化解,论文很快成型,导师在审稿中甚至纠正了一个副词的错误。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周雨阳投出了这篇论文,很快传来被录用的喜讯。之前,周雨阳一篇论文出炉的周期是四个月。

    周雨阳说,“这样的奇迹”离不开导师始终留着的“那个小门缝”——只要不出差没有会议,这位数学科学学院的执行院长办公室的门总是半开着,学生们可以随时推门而入,一场热烈的讨论随之展开。

    能够与导师高密度讨论的背后,是周雨阳同门的稀少,“硕士博士一起,总共才7个,而且还有两位副导师。”

    周雨阳在有的高校里读研究生的同学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一般导师门下少说也是一二十人,多则四五十人以上,有些导师甚至连学生名字都叫不出,导师个人能力再强,能分给单个学生的时间也终究有限。

    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在读研究生胡子龙,还结合自身实际算了笔账:在中科院研究生院每个导师平均一年招一个学生,而自己在武汉地区高校读书的同学的导师差不多每年都招五六个学生;在中科院每个学生平均每天占用导师一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在高校每个导师名下几十个学生,导师连轴转也转不过来;如果每个导师能够申请和在研的项目数量差不多,在中科院可能一个学生就能分到一个项目,而在高校就只能是几个同学同时挤在一个项目上。

    这也正是高校研究生扩招以来备受诟病之处:学生所能分摊到的导师资源大大减少,师生互动也如同摊饼一样被迅速地摊薄,传统赞誉的密切师生关系也被过分地稀释。

    为确保培养对象获得充裕的导师资源,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的师生比仅为1∶4,始终把握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平均下来,在3年左右的培养周期内,一名导师的在读研究生总数明令限制最多不许超过9名。

    郭田德教授对此深有感触,有全国很多知名学府不错的毕业生专门要投考自己所在学院一些院士的研究生,也有院士因为指导能力较强、加上研究课题需要也提出想多带学生,但在这个学院导师一年只能招一名学生,院士也一样;如果哪位院士今年加一个名额,明年就一个都不给了。“都是这个领域里最好的导师、最好的学生呀,但也没有办法,规定在那里!”

    数据显示,与我国经济社会需求及前些年研究生规模逐步扩大的背景相适应,中科院研究生院目前的在读规模已超过3.7万名,约为2000年的3.7倍,这一规模在全国乃至亚洲已是最大的。

    但若把目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9479名研究生导师与3.7万名学生平均,实际上每位导师名下平均只有4名在读研究生,即使许多热门学科专业的个别院士等骨干导师,因为培养能力和科研任务需要,也最多只可增加1至2个指标。

    事实上,大约从2005年起,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增长就基本停滞,年均增长不到1%。

    招生指标本来稀缺,导师有时还要面临“被炒”的压力。

    早在2002年,遗传发育所一位博士生入学不久就申请办理退学手续。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原来的想象完全不同,因此丧失了兴趣,他宁可回家随父母种地也不愿意再继续学业。

    针对这一情况,研究所的领导给他提供了相关信息,希望他能够通过再选择,找到感兴趣的研究领域。通过老师介绍,他对所里引进的杨维才博士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很感兴趣。于是这名学生很快办理了转导师手续,并顺利完成了学业。毕业时还获得了院长优秀奖。

    这就是遗传发育所在学籍管理中增设的转导师机制。他们发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研究生按照入学时选择的研究方向来完成学业的方式,存在许多弊端。比如这一群体主要是大学毕业直接报考的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向时对某些领域还不十分了解;有的研究生与导师之间性格、脾气等相差甚远,给学习、科研乃至交流都带来一定难度;某些新建立的交叉学科需要培养跨学科的人才等。

    而今,每一位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学生在入学时都能从人手一册的《学生必读》中找到这样的条款:“转导师机制”,其中还给出了更加人性化的细节:“专业方向也可以二次选择”。而且在操作过程中,学生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就有充分的自主权,换导师不需要原导师的签字。

    周雨阳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刚进校时,她随很多师兄师姐选择了无线传感器网络方向,觉得其中的实际应用价值很高,市场前景可观,但读了一年下来,她发现其实自己当初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比如自己的学科背景上一些知识存在欠缺。

    申请很快获得导师的理解和同意,她顺利转向图像处理与模式识别技术,现在已经开始为毕业做准备。

    教授们夜里来上讨论班,与学生“一对一”:“路灯下,他们归程中推车的背影温暖人心”

    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先生曾指出,培养科学创造和发明技术的人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教育经历。这里的“一对一”原则,并不是指导师只能带一个学生,而是指导师和学生应该有经常充分交流的时间和机会。

    郭田德教授至今清晰地记得自己在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读书时上讨论班的情景。

    当年他师从中科院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吴方教授。在读时,只有一个师兄,甚至一两年没有师弟。那时,每周都有定期的讨论,就两个人,郭田德在台上讲,吴方在台下点拨,一谈就是半天。碰上下雪天,吴先生就推着自行车从苏州街走半个小时回海淀黄庄的住处。

    在中科院,这样的场景一直延续至今。

    郭田德教授的7名学生被分为两组,每组每周定期一次讨论班。而作为学院管理者,他还发现:“很多教授夜里来上研究生的讨论班,路灯下,他们归程中推车的背影温暖人心。”

    细心的郭田德教授甚至发现,在院长郭雷院士的办公室里,日程安排的小黑板上,总是特别标注着给研究生们上讨论班的时间。这位有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等多重身份的数学家,即使临时有事无法参加讨论班,也会换个时间专门补上,“不会就这么没了。”

    中科院唐国平教授对此亦有很深体会:“年轻人不缺少创新的火花,但是如果没有及时的交流点拨,一个好的成果就会失之交臂,不少人往往有这样的遗憾,可能等到很多年后才会发现它的重要性,但此时或许已经是别人的成果了。”

    采访曾经在英国学习、工作了17年的中科院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唐惠儒时,记者发现,他的办公室门口就是研究生学习的集中场所,只要不出差就可与学生天天“面对面”,常常“一对一”。他认为师生间应该是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对于每个导师带学生的数量,他强调:“不要总是攀比规模,而要分析自身承担的科研工作和指导能力能够需要多少。”实际上,他于2008年获“国家杰青基金”,从科研实力和指导能力而言,完全可以承担更多的博士指导和培养任务。 

    “老师应该把本学科前沿的问题列出来,把握科研的方向,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如果完全由学生来选择,学生可能无法把握方向;如果完全由老师来选的话,学生则可能失去兴趣。老师应该根据学生自身特点、不同学生在本科阶段培养出的不同能力,来进行引导。”对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张新民研究员而言,“一对一”很重要的内涵就是因材施教,而在他的心目中,中科院研究生教育最本质的特色是:“注重科研,多数导师一年带一个学生。”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王劲峰教授这样介绍他的“一对一”经验:“我定期每两周召集一次讨论会,除非有特殊的事情或者出国,都尽量将其他事情推开。”师生间沟通的方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此,“经常有国内外同行和已经毕业的学生来访,大家会一起吃饭,相互交流和认识,是非常开心的事。”

    在中科院,这样的导师、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场面,比比皆是。

    记者查阅教育大辞典发现这样的定义:导师制又称导师负责制,是由导师对研究生的学习、科研、品德及生活等各方面进行个别指导并全面负责的教学管理制度。看来,导师负责制的本质就是两条,一是个别指导,二是全面负责。而这两条都离不开“一对一”。

    导师资助制,源于学生参与了导师的科研项目并付出了劳动,源于科研任务,导师给予资助;导师负责制,源于学生需要教育和引导,源于育人,导师要对学生身心发展负责。通过“一对一”,导师和学生实现深度交流,可谓教学相长。在这里,导师资助制和导师负责制、科研与教育得以辩证统一。

    遵循高水平科研与高层次人才培养相互促进的理念,系统化地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为研究生培养提供了强劲支撑,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才培养呈现了优良的质量。

    据马石庄副院长介绍,1999年至今,在教育部组织的“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评选中,中科院研究生院各培养单位共入选181篇,为全国研究生培养机构之首。从2003年到2008年,中科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单独或参与发表论文147261篇,被SCI收录的有54000多篇; 1978年以来,共计为社会输送了近9万名博士、硕士生。目前博士生就业去向中,只有15%留在中科院内,85%直接输送到社会,成为高校、其他科研机构、企业、机关等不同行业的高层次重要人才资源。

    2005年,国内首个《中国研究生教育评价报告》给全国研究生院打分排名,中科院研究生院总得分,位列第一。南方一家教育评估机构对全国研究生院进行评估,连年将中科院研究生院评为综合第一、理科第一。

本报记者 雷 宇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1年03月11日 05 版

给导师“老板化”冲动戴上“紧箍”
导师带我们“遨游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