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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全国人大代表南振中心情很好。今年两会上传来消息：中央预算部门2011年“三公消费”将公开。“三公消费”的账本何时能摊在阳光下晒晒，代表委员和普通民众坚持不懈的追问，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南振中代表的另一个身份是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个话题正是他去年6月向财政部提出的。“政府‘三公消费’详细情况，是人民群众非常关心的热点问题，我作为人大代表有责任、有义务代表人民向政府提问。所以，我直奔主题，问财政部来应询的人，公开‘三公消费’是不是有难言之隐？”头发花白的南振中代表，一脸执着、认真。
这种询问、应答，在法律上有一个专有名词：“专题询问”。这个由《监督法》规定的人大监督方式，在2010年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实实在在的权力。这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3次专题询问，创新了人大监督“一府两院”的新形式，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要问一问政府‘重视’、‘增强’、‘加快’得怎样了”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每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都要审议国务院关于上一年度中央决算的报告。2010年6月23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国务院关于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中央预算执行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央决算审查结果的报告。
这次的审议方式有所不同，在继续原来分成6组的情况下，增加了对2009年中央决算报告涉及的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专题询问的环节。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原主任程湘清的记忆里，以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员也常常向相关部委负责人提出询问，主要是注重了解情况，不限主题，也不作事前安排，随机性比较强。相关部门负责人答复方式也比较灵活，大多是当场予以答复，遇到难以答复的，会后则直接向提问者本人答复。
“询问”是人大监督的法定形式，是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知情权的方式之一。“专题询问”则指针对特定议题，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问答，比起一般询问增强了刚性和制约力，有利于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
2010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的专题询问，就是有组织、有准备地集中对特定议题进行问答的活动。南振中代表说，当他知道要就中央决算的报告开展专题询问时，最先想到的就是“三公消费”何时能向公众公开。
“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做出过承诺、给出过时间表的。2009年12月，国务院向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作的落实审议意见报告显示，审计署提出将会继续推动中央部门预算公开，争取再经过3年的努力，使所有的中央部门预算都向社会公开。”南振中说，“我想问问财政部的官员们，已经过去半年了，这项工作进行得咋样了？财政部有义务回答。”
南振中认为，早在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时，政府部门公开预算就已经成为一项法定职责，但是他看到，在落实这一问题上，政府文件里用了太多的副词和形容词：重视还不够，要写上高度重视；增强还不够，要明确增强；加快还不够，要进一步加快，“这么多副词，所以我要问一问‘重视’、‘增强’、‘加快’得怎么样了？”
“老百姓关心什么就询问什么”
两个月后，2010年8月2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专题询问上又迈出了新的一步，首次组成两个联组，审议国务院关于粮食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负责应询的国务院组成部门阵容比上次庞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等九部门官员一字排开。常委会委员与政府官员面对面，就粮食安全问题发问，部委官员们一一作答。
2010年12月24日上午，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负责人分坐两边，这是首次以大联组会议形式就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工作情况的报告进行专题询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2010年举行的第三次专题询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联组会议。
委员们把普通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身边问题一个个抛向政府官员们。
“我来自农村，耳闻目睹的都是农民心声。”全国人大代表郭凤莲认为，农村医疗条件比较差，乡村医生的身份待遇、养老保障以及后期发展的问题日益突出。她直截了当地问：“有关部门想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保障乡村医生的利益？”
“我本人也曾经在农村做过3年的乡村医生，您讲的问题我有切身体会。”卫生部部长陈竺积极回应，言辞恳切，继而提出了详细解决措施。
“老百姓到二甲以上的医院去看病越来越难，为了求得一张专家门诊的挂号，需要整夜不眠地排队，或者求亲友、托关系。”任茂东委员的询问带有几分尖锐，“下一步推动医改的过程中，对公立医院改革的思路如何、具体措施如何？能否解决当前的问题？”
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推行预约挂号、“一卡通”，卫生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张茅给出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措施。
委员们提问踊跃、直指要害，应询者从容不迫、诚恳作答，形成了积极的互动氛围。那天，专题询问一直持续到12点半，还是有两位委员没来得及发问。
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观察到每次专题询问的议题设置：“决算报告、粮食安全、医改，每一项都事关国计民生。百姓关心什么就询问什么，正是人大常委会发挥监督功能的本质要义。”
监督的过程让人民看见
自2010年6月以来，专题询问稳步推进，形式不断创新。从分成6个小组到两个联组，再到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大联组，3次专题询问采用了3种形式。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斯喜说，专题询问可以在小组会议上、也可以在联组会议上进行，2010年采取的这3种形式，主要是为了积累专题询问的经验，循序渐进地开展。专题询问在人大的工作中是个创新，先通过小组、两个联组，再到大联组，使专题询问逐步深入，能够起到比较好的监督效果。
徐显明代表参加了3次专题询问。“每一次都有改变、有进步。这种人大行使监督权的方式过去不常用，专题询问在提高监督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探索。”他说。
专题询问对政府解决问题起到了促动作用。南振中说，他提出“‘三公消费’何时公开”的询问后，财政部没有单独给他个人回复，而是给常委会发来了一份书面意见，简要表了态。“只要政府部门认真对待，我能够理解，毕竟有些事情的解决需要一步一步来，但是既然已经给出了‘三公消费’公开的时间表，就应该信守承诺。”南振中说。
医改的专题询问通过广播电视实时报道和网络全程直播，这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看来难能可贵。“通过直播，让亿万民众真切地看到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及其组成人员是如何行使监督权的，实现了有效沟通。而且，开展专题询问并通过媒体进行直播，有助于增强公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激发大家关心、参与国家生活。专题询问可谓是进行公民教育的一个生动教材。”
韩大元说，专题询问，让人大监督更有力。对政府而言，接受专题询问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有利于行政机关树立责任政府的理念，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约束，使依法行政制度化。他建议，开展专题询问应该进一步常态化、制度化；同时，对媒体和公众的开放，也应形成制度，以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本报记者 崔 丽 王亦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