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政府没有无限责任

    当兰州的牛肉面从每碗3元涨到每碗3.5元时，很多人不以为然。经历了这么些年的市场经济，即便是大爷大妈们，也对超市里不同的面粉价格习以为常。好心的政府出台了“限价令”，结果却很尴尬，不能涨价的牛肉面分量少了，质量降了。批评者毫不客气：缩回那只无所不在的手吧，别妄想管制一切。

    牛肉面涨价了。随后，柴米油盐、水电煤气，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价格都开始上涨。当CPI屡创新高，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地到来，当房价飙升让人心惊胆颤，惊恐失措的人们想到了政府，要求严格管控物价的呼声高涨。

    一个问题似乎被忽视：行政手段若连一碗牛肉面都管不好，能否管好整个市场？

    抑制通胀、稳定物价，政府责无旁贷，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其与简单的价格管制画等号。有些事，政府管得了，也该管好；有些事，政府管不了，也管不好。中国人的衣食住行比30年前好了很多，恰恰是政府放手不“管”的结果。

    人们或许很少注意到，从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至今，12个“五年纲要”清晰地勾画出经济发展的轨迹，“纲要”中的一字之改，精确体现着中国社会的关键转变——“计划”悄然变身为“规划”。计划经济的结束，始于1980年的“六五计划”，而国家发展的“计划”让位于“规划”，是在2005年的“十一五规划”中。一字之变，意味着政府管理经济手段的变革，也意味着政府职能的转变——配置资源的权力交还市场，从直接的经济干预中抽身，不再约束微观经济活动，回归公共服务。

    很少有人反对这样的角色定位和管理职能，但在高物价、高房价和通胀压力袭来时，相信市场的人们，却恨不得政府连一瓶水多少钱都管。他们忘记了，所有对价格的直接干预，几乎总会加剧价格的上涨或波动。

    行政手段的严格管控与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之间，存在天然矛盾。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和国情，也使得政府很难在纯粹的市场或者绝对的管制中择其一，有时难免陷入两难之境。比如，各地纷纷出台的针对有房者和外地人的“限购令”，其对调控房价会起一定作用，但冲突也在所难免——批评者斥其悖逆市场规律，对外地人歧视，不平等显而易见。

    人们也许该仔细考虑一下：是不是愿意让渡更多的个人权利（比如买房的权利），缴纳更多的税（政府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需要纳税人付费），供养更多的公务员（事无巨细的管理需要更多人），接受更多的限制（如外地人限购），以换得严格管制下诸如物价暂时下降之类的好生活？

    更关键的是，对行政管控的过多诉求，很容易造成政府权力的扩张和越界。行政权力的过度拓展，将伤害正常的市场运转。一旦权力突破界限，先前的博弈中被关进笼子里的猛兽，就会卷土重来，侵犯其已经丧失的“领地”。

    要求政府“无所不管、无所不能、无所不包”，只会让行政之手管得过多伸得过长，最终导致权力的膨胀。一个权力至上的社会，公民的个人权利通常微不足道；权力的无孔不入，必然伤及社会的法律秩序和公平公正。当权力无所不能时，果真就是一个政府包办一切的“平等”社会么？

    稳定物价，是今后一段时间各地政府的首要工作，民众对此寄予厚望是正常的，但应放弃“政府无所不能”的幻想。有限政府不具有无限权力，也不承担无限责任。政府调控经济、管理社会的一切方式和手段，必须有一定的权限，在法制的框架内运行。

    “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民众的幸福源自安居乐业，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更源自政府的依法行政，节制权力，权利至上。